澳门新蒲京4242app下载-游戏平台网址
澳门新蒲京4242app下载-游戏平台网址
取消
N 宗教
N 宗教

对穆旦的评价是依据现代主义诗歌这样的参照系进行的澳门新蒲京平台,归根结底还是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出了

发布时间:2020-01-12 15:54    浏览次数 :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格调,往往由诗歌来呈现。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有着抒写的责任。

李少君在诗歌《我是有大海的人》中写道,“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李少君诗集《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里,有一首意味深长且颇具象征意义的诗——《我是有背景的人》:“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三三两两

光明日报: 传统和诗意的回归

时间:2018年12月18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刘笑伟传统和诗意的回归——评李少君诗集《海天集》澳门新蒲京平台 1

  李少君在诗歌《我是有大海的人》中写道,“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图为2017年2月3日,江苏连云港海滨,一只觅食的海鸥从水面掠过。新华社发(耿玉和摄)  

  李少君诗集《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里,有一首意味深长且颇具象征意义的诗——《我是有背景的人》:“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三三两两,影影绰绰/沿着溪水击打卵石一路哗哗奔流的方向/我们走下青山,走入烟火红尘//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在这首诗中,李少君表达了诗人介入现实生活的意愿,并且找到了诗人拥有“时隐时现的诗意”的根源:那就是大自然,就是山中的“云雾”。

  这首具有象征意义的诗作,标志着李少君对自己诗歌写作的发展方向开始了深刻思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诗经历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发展阶段,崇高、庄严、价值、意义等终极追求还在诗意的顶端隐约闪耀。随着中国诗人对西方现代诗歌的逐渐重视和越来越多的模仿消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似乎越来越远离古典传统、主流价值和大众生活,逐渐向内心的独白、日常生活的扫描和小众化发展,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越来越口语化、口水化、庸常化,造成的结果是,一些诗歌越来越远离人民、远离生活,成为自娱自乐的“一己悲欢”与“杯水风波”。

  《海天集》是李少君2014年初从海南到北京四年多的新作结集。在这些诗艺日趋成熟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李少君向中国古典抒情传统回归的努力。换言之,在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山水诗、田园诗与中国新诗之间,李少君架起一道相通相融的桥梁。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新诗忽视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一种弥合。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读到了唐诗的意蕴:“在没有雨的季节,整个林子疲软无力/鸟鸣也显得零散,无法唤醒内心的记忆/雨点,是最深刻的一种寂静的怀乡方式”(《热带雨林》);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又可以读出宋词的质感:“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草虾花蟹和鳗鲡献舞于宫殿/鲸鱼是先行小分队,海鸥踏浪而来/大幕拉开,满天都是星光璀璨”(《海之传说》)。李少君认为,自然在古典诗歌中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中国之美,就是青山绿水之美,就是蓝天白云之美,就是诗情画意之美。所以,李少君的诗总是从大自然出发,找到自然的意境和诗意。中华诗词源远流长,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李少君从自然山水间找到了中国新诗能够继承的精神标识,那就是“自然”,并且用简约、委婉、宁静的诗写出了自然之美,也正因如此,李少君被誉为“自然诗人”。

  中国新诗的现代化,绝不可能抛弃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传统。《海天集》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古典诗词抒情传统中,找到了一条中国新诗通向现代化的路径。李少君说:“是到了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和借鉴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的时候了,是重新认识自然、对自然保持敬畏、确立自然的崇高地位的时候了。”同时,他突破了古典诗词山水田园的意象,向更博大、更深远、更具现代性的诗意进发。他写了不少海洋诗,那是一个诗人内心沉淀的深沉之作,是当代诗歌中书写海洋的重要收获。这些风格独特的诗作,既源于古典山水田园诗,又有别于传统,具有现代性风貌:“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巨鲸巡游,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以云淡风轻的定力,赢得风平浪静”(《我是有大海的人》)。这些特征,在他的《云之现代性》《珞珈山的樱花》《敬亭山记》等诗作中也得到鲜明呈现。在抒写诗意时,诗人没有远离时代:“我是有故乡的人/每次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心底就有一种恒定感和踏实感/那是我生命的源头和力量的源泉”(《我是有故乡的人》),这份“恒定感和踏实感”,正是诗人对这个伟大时代和灵魂故乡的诗性回应。此外,《海天集》中收录了诗人刚刚完成的叙事长诗《闯海歌》,这是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的致敬之作,也是深入生活、关注现实、拥抱时代的叙事诗佳作。

  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在《中国新诗史略》一书中,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失望:“失去了精神向度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浅薄。同样,失去了公众关怀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自私的梦呓。”他还说:“现下的诗是离开诗的语言的精致和音乐性越来越远了,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焦虑。”是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新诗不能失语,更不能缺席。《海天集》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新诗一定要从中华古典诗词和世界优秀诗歌中汲取双重养分,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根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国新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云卷云舒,云开云合/云,始终保持着现代性,高居现代性的前列”。李少君的这首《云之现代性》,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云”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代表性意象,如何使“云”具有现代性,考验着中国诗人的智慧。

【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

澳门新蒲京平台 2

现实是多元的,诗歌当产生于现实之中,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得益于诗人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精心甄别和站位高度。现实是多元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也应该是多元的,诗歌照应时代精神的维度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取决于诗人多年修炼的把握经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都会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使一首诗歌区别于另一首诗歌,使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

诗歌;诗人;新诗;中国;李少君

编者按

原标题:张伟栋:论穆旦诗歌的“黑夜”一词

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李少君在诗歌《我是有大海的人》中写道,“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对诗歌这门艺术形式的推崇,对温润诗意的不懈追寻,曾经在中国人精神生活谱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百年以来的新诗创作,延续了诗歌的内在精神气质,创造了诗歌艺术的新天地。

一、穆旦的坐标:评价的参照系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传承,历经了语言的解放、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当下,新诗写作显现峥嵘,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和形态。从古体诗词到新诗,“诗歌要真实反映现实”这一诉求从未改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李少君诗集《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里,有一首意味深长且颇具象征意义的诗——《我是有背景的人》:“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三三两两,影影绰绰/沿着溪水击打卵石一路哗哗奔流的方向/我们走下青山,走入烟火红尘//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在这首诗中,李少君表达了诗人介入现实生活的意愿,并且找到了诗人拥有“时隐时现的诗意”的根源:那就是大自然,就是山中的“云雾”。

在充分肯定新诗成就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当下的一些诗歌作品,过度沉溺于个人狭窄的情感世界,沦为自娱自乐的无聊消遣与文字游戏,对广泛而深刻的现实变迁要么置若罔闻,要么缺乏灵敏感知,已经丧失了诗歌的本体性功能,放逐了诗歌的价值引领角色。

能否对穆旦做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是检验一个批评家工作有效与否的试金石。作为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穆旦被赋予了超出其自身的象征性含义,以及过多的历史期待,原因在于我们自身的历史焦虑,想象一下,如果“十七年”文学之中诞生了我们所希冀的“大诗人”,那么对穆旦的评价会有很大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对七十年代“地下文学”、昌耀早期诗歌等文学史问题的争论带有同样的历史焦虑症,这种历史焦虑症是阻碍我们做出客观评价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任何一种评价与认知都是在某种参照体系里完成的,没有参照、比较、差异与对立,没有意义与价值的预先成立,就没有认知与判断,正如德勒兹所说:“评价以价值为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现象才得到评估。”我们无法超出我们的理解去判定事物,对诗歌和诗人的讨论同样如此,我们要清楚自己所依据的参照系与前提,并能够对此前提与出发点做出反思与审视,而不是将其所依据的参照系视为绝对真理,据此来评判高下优劣。

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这首具有象征意义的诗作,标志着李少君对自己诗歌写作的发展方向开始了深刻思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诗经历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发展阶段,崇高、庄严、价值、意义等终极追求还在诗意的顶端隐约闪耀。随着中国诗人对西方现代诗歌的逐渐重视和越来越多的模仿消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似乎越来越远离古典传统、主流价值和大众生活,逐渐向内心的独白、日常生活的扫描和小众化发展,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越来越口语化、口水化、庸常化,造成的结果是,一些诗歌越来越远离人民、远离生活,成为自娱自乐的“一己悲欢”与“杯水风波”。

在新时代,诗歌如何突破因袭已久的惯性写作模式,如何与当下生活现场有效地沟通与互动,如何重新获取温暖人心、震撼心灵的力量,越来越成为涉及诗歌艺术生命与价值尊严的关键性问题。从今日起,本版开辟“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专栏,集中刊发一组笔谈文章,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梳理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力求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新时代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

坐落于南开大学的诗人穆旦雕像

诗人要做的是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并建构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诗歌来源于现实,但同时又超越现实。在这一点上,诗歌就是创造,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诗歌世界。在现实抒写方面,新时代的诗人需要不断创新、综合,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也走向内心、走向人性,将充满诗意而又泥沙俱下的现实、波澜不惊而又沟壑纵横的内心、复杂多变而又矛盾百出的人性充分结合起来。

《海天集》是李少君2014年初从海南到北京四年多的新作结集。在这些诗艺日趋成熟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李少君向中国古典抒情传统回归的努力。换言之,在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山水诗、田园诗与中国新诗之间,李少君架起一道相通相融的桥梁。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新诗忽视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一种弥合。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读到了唐诗的意蕴:“在没有雨的季节,整个林子疲软无力/鸟鸣也显得零散,无法唤醒内心的记忆/雨点,是最深刻的一种寂静的怀乡方式”;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又可以读出宋词的质感:“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草虾花蟹和鳗鲡献舞于宫殿/鲸鱼是先行小分队,海鸥踏浪而来/大幕拉开,满天都是星光璀璨”。李少君认为,自然在古典诗歌中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中国之美,就是青山绿水之美,就是蓝天白云之美,就是诗情画意之美。所以,李少君的诗总是从大自然出发,找到自然的意境和诗意。中华诗词源远流长,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李少君从自然山水间找到了中国新诗能够继承的精神标识,那就是“自然”,并且用简约、委婉、宁静的诗写出了自然之美,也正因如此,李少君被誉为“自然诗人”。

必须承认,新世纪诗坛的喧腾多限于诗歌圈子。它的“热”和社会关注的“冷”之间反差强烈,群星闪烁的背后少见令人心仪的经典诗人与作品,表面的繁荣之下透着一股内在的沉寂。出现这种边缘化的诗歌生态原因何在?归根结底还是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出了问题。

一直以来,对穆旦的评价是依据现代主义诗歌这样的参照系进行的,对现代主义的不同理解,造成了两极化的评价状况,“伪奥登风”,“骨子里的浪漫主义”的否定或是20世纪中国新诗第一人的赞誉,是两极化评价的极端代表。诗人艾略特评价波德莱尔时说:“波德莱尔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但同时他又属于那个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优点、缺点和风尚。”这样的判断放在穆旦身上同样合适,这意味着,我们很容易依据自身的理解或参照系而对穆旦给予过度的赞美或者责难。以现代主义作为参照系并将其作为新诗的目标来认识和评价我们的诗歌创作与历史,是新诗研究的主流方向,这种研究范式一开始就接受了新诗诞生之初的价值预设,比如新与旧、中与西、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对立。王家新的文章《穆旦与“去中国化”诗学问题》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视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就形成了这种二元对立话语。在新诗历史上,这种话语逻辑不时地左右着人们。”姜涛对此研究现状有更准确的表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主义’似乎是新诗研究唯一重要的话题,穆旦在很大程度上也当作现代主义或新诗现代性的“英雄”来看待,相关论者多热衷挖掘诗人作品中的诸般‘现代’指标,20世纪英美诗歌的经典谱系,则是基本的辨识参照系。另一思路有所不同,着力从穆旦的诗作中提炼、升华若干玄学命题,进行思想的、哲学的、宗教的阐释。类似读解极大扩张了诗人写作的思想意蕴,但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和文脉,‘断章取义’式的玄学思辨,也可能有失分寸,只是做到表面高深的程度。新世纪之交,上述两种讨论已趋于饱和,且愈发显出刻意、封闭的一面。”事实上,姜涛所批评的两种研究思路,同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其弊端在于用后设的理论去解决先在的历史问题,往往窄化并遮蔽历史面目及其可能性。

对于诗人而言,诗歌写作不能同质化。那些精致的、唯美的诗歌是好的,那些粗粝的、烟火四起的诗歌也应该是好的。现实是生机勃勃的,充满差异性的,诗歌亦应如此。每一个诗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探索对世界和自我的诗意表达。一个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显在或隐在的“写作谱系”,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才能凸显个人的写作理想与写作标准。

中国新诗的现代化,绝不可能抛弃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传统。《海天集》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古典诗词抒情传统中,找到了一条中国新诗通向现代化的路径。李少君说:“是到了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和借鉴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的时候了,是重新认识自然、对自然保持敬畏、确立自然的崇高地位的时候了。”同时,他突破了古典诗词山水田园的意象,向更博大、更深远、更具现代性的诗意进发。他写了不少海洋诗,那是一个诗人内心沉淀的深沉之作,是当代诗歌中书写海洋的重要收获。这些风格独特的诗作,既源于古典山水田园诗,又有别于传统,具有现代性风貌:“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巨鲸巡游,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以云淡风轻的定力,赢得风平浪静”(《我是有大海的人》)。这些特征,在他的《云之现代性》《珞珈山的樱花》《敬亭山记》等诗作中也得到鲜明呈现。在抒写诗意时,诗人没有远离时代:“我是有故乡的人/每次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心底就有一种恒定感和踏实感/那是我生命的源头和力量的源泉”(《我是有故乡的人》),这份“恒定感和踏实感”,正是诗人对这个伟大时代和灵魂故乡的诗性回应。此外,《海天集》中收录了诗人刚刚完成的叙事长诗《闯海歌》,这是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的致敬之作,也是深入生活、关注现实、拥抱时代的叙事诗佳作。

“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话题常谈常新

中年穆旦和青年穆旦

在当下的新诗写作中,诗人们一方面秉承传统,另一方面立足现实,融汇现代意识和技术。很多诗歌有着沉静的力量,有着自己独特的呈现和表达。诗人坚守自己的创作,不苟同,不附和。诗歌理论批评也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当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存在很多需要思索的命题。比如,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途径有待开拓,诗歌介入大众阅读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在《中国新诗史略》一书中,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失望:“失去了精神向度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浅薄。同样,失去了公众关怀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自私的梦呓。”他还说:“现下的诗是离开诗的语言的精致和音乐性越来越远了,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焦虑。”是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新诗不能失语,更不能缺席。《海天集》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新诗一定要从中华古典诗词和世界优秀诗歌中汲取双重养分,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根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国新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云卷云舒,云开云合/云,始终保持着现代性,高居现代性的前列”。李少君的这首《云之现代性》,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云”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代表性意象,如何使“云”具有现代性,考验着中国诗人的智慧。

也许有人会说,“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实在没必要再提,哪个时代、哪位诗人、哪种写作不涉及这个问题?这不是已经留下许多成功的范例吗?其实不然。老生常谈证明问题重要。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所以能常谈常新。并且,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面临着不同的现实,不同作者面对同一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历史证明,凡是诗歌与现实高度和谐共振、词与物之间达成双向渗透时,大手笔的诗人和经典作品即会萌生,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就是例证。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转换思路并构造新的参照系,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新诗。把新诗当作既定的概念,或者在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范式之下对新诗进行界定,还远远不够,所谓“在两大传统阴影下”的提法即是典型的例证。迄今为止,对新诗理解的较为深刻的当属诗人张枣,他说:新诗“既能从过去的文言经典和白话文本摄取养分,又可转化当代的日常口语,更可通过翻译来扩张命名的生成潜力。正是微妙地维持这三种功能之间的生态平衡,而不是通过任何激进或保守的文学行动,才证实了这个新系统的‘活’的开放性,也才产生了有着革新内涵的、具备陌生化效果的生效文本。”张枣的新诗理论,将古典、现代与当代汇通在一起,这与早期新诗所构想的新与旧截然对立的方案大为不同,文学史上著名的讨论新诗的篇章,比如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宗白华的《新诗略谈》、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废名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等等代表新诗的早期方案。从当代诗的角度来看,这些新诗的最初提倡者与实践者也并不真正知道新诗的含义,当代诗的写作和理论实践,真正完成了新诗最初的梦想。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实践中,“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塞弗尔特)。诗人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在现实土壤的孕育下,诗人应拿出好的作品来为这个时代作证,并以诗歌来反哺所生活的时代,展现“现实”中真实的“爱”。

(作者:刘笑伟,系《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

而一个时代如果产生了能够深刻介入现实、影响写作风气的诗人,产生了让人读后顿觉海阔天空、诗魂高迈又具有超越时间力量的经典作品,即便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作品凤毛麟角,那个时代的诗歌也称得上繁荣了。考察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发现它们和现实一直互为关联,时而异常密切,时而若即若离,总体上留下了一条从疏远到重建的运行轨迹。

因此,从当代诗的角度来理解新诗意味着,无论我们从事新诗创作还是研究都必须清楚,新诗仍是一个有待发明和仍在继续的概念,也就是说,新诗不仅包括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层面,比如,我们所熟知的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八首白话诗被追认为新诗的开端,我们讨论新诗的时候,往往一上来就是从胡适讲起,然后是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白话诗、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这些都属于新诗的历史层面,但新诗的历史并不足以完整解释新诗是什么,何谓新诗。除却历史层面之外,新诗还有一个“理念”的层面,“理念”是本雅明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使用的概念,用来解释起源问题,即起源并不是在事件的发生开端处被识别的,而是在事件所蕴含的“理念”充分展开的结果之中被展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新诗的“理念”反复与历史世界对峙而塑造了新诗的历史,进而形成了新诗的三个系统:“1917-1949年的新诗”“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诗歌”“1978年至今的当代诗”,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文章《当代诗的政治性与古典问题》有过细致的阐发。从新诗的“理念”层面去理解新诗,则必须着眼于新诗的未完成与未来,着眼于新诗的“理念”与世界历史的对峙,着眼于新诗的自我构造与逻辑展开,着眼于新诗自身的目标与目的。那么,新诗在以往已经成型的参照系里是无法获得真正的理解与认知,也只有在这一名目下阅读穆旦,才能摆脱既成的参照系的偏见与狭隘,才有可能客观而公正地评价穆旦。

作者简介

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不乏一些紧盯时代、现实、历史之作,它们贴近国家和民族抒情,“大词”频出,但是多数偏于空洞,影响不大。有一部分诗歌努力在自然、灵魂、生命等领域进行精神层面的探讨,但过于迷恋技术和语言。这类作品诗意固然纯粹,只是人间烟火稀薄,从根本上阻滞了与现实、读者沟通的渠道,对诗歌陷入边缘化的处境难辞其咎。20世纪90年代的诗坛盛行个人化写作,“从日常生活的海洋打捞艺术的珠贝”成为一时的风尚。

那么,如何来阅读?卞之琳的文章《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思路。这篇文章不依仗于既成的参照系,而从新诗的发展逻辑出发,从新诗的内在理路着眼,将闻一多的写作认定是某种伟大诗歌模型的开端,卞之琳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成的事物,一切完成的只是一个阶段,也就是一个新的开端……他已经做出许多开端我认为还是开端,因此多谈谈这些开端也就是纪念他青春长在。”。卞之琳的诗论文章是诗人批评的典范,遵循诗的构造与展开,着眼于诗歌的未来与前景,其所提出的开端与完成既是历史的概念也是诗学的概念,最基本的含义在于生成与形式,开端意味着新的事物生成,完成意味着这种生成获得了现实的形式并成为现实的重要一环。以此为视角来考察与阅读穆旦,则是追问穆旦作为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他为新诗提供了怎样崭新的元素、问题或构造方式,他做出怎样的开端,我们可以依据这一开端去完成某种伟大的诗歌模型。这样的考察必然要求我们放弃既成的参照系或结论,而从诗歌的最小单元,词语或意象,作为进入穆旦诗歌的入口,来重新阅读穆旦的诗歌。这个入口的选择依照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诗人反复使用的核心词汇或意象当中隐藏其诗歌所要构造其自身的秘密,比如在新诗历史上最为晦涩与复杂的诗人张枣那里,其诗歌也恰恰是通过“来世”“浩渺”“万古愁”这样的核心词汇构造起来的。正如每个哲学家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唯一概念来构建其哲学体系一样,诗人以核心意象来建构自己的诗学,懂得阅读诗人的词汇表,便可以快速地了解诗人创作的旨趣与指向,穆旦也不例外。

姓名:刘笑伟 工作单位:

而21世纪虽然刚刚滑过19个年轮,但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丰富与特殊程度令人咋舌。一系列重大事件促使诗人们的写作伦理水准普遍攀升,他们常常将自己和周边现实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写下的诗歌作品对现实与时代有所承担,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选择无异于自设“陷阱”。诗歌写作何时都允许有心灵化或纯粹化路线,只是不能做空转的“风轮”,一味地“净化”到只剩自我。诗人们努力远离过度纯粹和自我的束缚,谋求与广阔世界的联系。

二、“黑夜”一词的指称与构造

不少诗人将切身感受和原初经验作为情思资源,自觉打通小我与大我、一己情绪和公共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传递出了时代的声音。比如说,赵亚东的《带着稻米回家》,就像是从生活土壤上直接开出的精神花朵,“那些稻子说倒就倒下了/听命于一个乡下女人的镰刀/她弯下腰,拼命地梳理/一粒米和土地最后的联系//那些稻子被风吹着/那些稻子最后都倒下去,一片一片的/像那个收割的女人,默默地顺从于命运//那些稻子也该回家了……/我知道,把它们带回家/我必须用尽一生的力气”。精确而节制的文字,富于张力的描述,写出了农人劳作的艰辛。作品从个人写作出发,却传达出“非个人化”的声音,入笔虽小,旨趣却远,透过事物的表象闪烁着智慧和人性的色彩。

通读穆旦已经出版的全部诗歌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些词汇使用频率极高,远远高于其他的常用词汇,如“黑夜”“黑暗”“痛苦”等,这三个词汇尤其在1943-1948年间的作品中使用最为频繁,几乎决定了诗人创作的基本情感基调与现实意识,而这一时期恰是诗人创作最为重要的高峰时期,也是其诗歌开始朝向“经典化”的自我构造时期。诗人通过这些词汇专注于对现实历史的指称与构造,并通过对历史的转化而赋予这些词语以独特的诗学含义。

诗人的情感一旦不与时代沟通,就只能是孤零零的个人情绪抒发

穆旦诗歌手稿

新世纪诗歌格局中部分作品现实感浓郁、情真意切、元气淋漓,尝试改变诗歌文体弱于处理复杂事物的缺憾,大胆向叙事文学技巧“借火儿”。这些作品淡化凌空蹈虚的抒情倾向,努力重建与现实的关系,让诗歌更具包容性和真切感。然而,当前诗歌创作中观照现实的倾向并未构成大面积、强有力的覆盖,确切地说所占比重相当有限。而且,即便是那些称得上“及物”的现实性写作也不到位,对现实的本质存在误读,艺术水准滞后。这些问题叠加,使当下的诗歌总体上步履凌乱,与理想的沉稳状态相去甚远。

考虑穆旦所置身的历史背景,这几个词语的频繁使用并不是值得奇怪的事情,况且,“黑夜”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流行主题,《野草》中的“秋夜”隐喻,茅盾的“子夜”象征,丁玲的“在黑暗里”,巴金的“寒夜”等构成这一主题的经典形象,顾彬以“黑夜意识”来对此进行概括,顾彬曾依此问题意识简略梳理刘鹗、鲁迅、茅盾和巴金、翟永明作品中“黑夜”的象征含义。穆旦诗歌中的“黑夜”意象,早前有学者做过讨论,也是在象征含义的层面上展开的,段从学的著作《穆旦的精神结构与现代性问题》将其作为现代性生存困境的象征来处理的,“在穆旦这些早期作品中,黑夜始终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核心的意象,黑暗则是现实世界的基本底色。《夏夜》和《冬夜》是直接写黑夜的。在《夏夜》中,一切都是“黑暗,寂静”的,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窒闷。”实际上,“黑夜”是贯穿穆旦写作始终的意象,从1934年的《夏夜》到1976年的《面包》,“黑夜”的主题与意象虽呈现为不同的含义,但一直是穆旦的诗歌词汇表中的核心词汇,因此,无论是顾彬的“黑夜意识”还是段从学的现代性生存困境都不能够概括穆旦的“黑夜”一词,从而也无法把握其新颖含义。

当前诗歌的现实表现没有完全触及生活与生命的内核,存在着严重偏离现实本质的弊端。诗人们如果能最大限度地向现实生活空间敞开,会发现他们正置身于一个孕育大手笔的诗歌时代。好的诗歌都朴素真诚,逼近人的生存真实和时代良心。经过个人化写作时代的洗礼,诗人们纷纷在日常生活空间寻找诗意,这对内视角的诗歌本来无可厚非。可是不少诗人却极力标举诗歌的自主性和排他性,将诗歌异化为承载私密情感体验的器皿,个人欲望暴露无遗,泪水与庸常进行着琐屑的叠合。这样的写作姿态让诗歌有时完全沦为无价值的下意识、潜意识缠绕,成为自娱自乐的个体灵魂表演,既远远放逐了传统的忧患意识,也造成诗性和诗意的流失。

穆旦诗歌《自然底梦》手稿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