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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诗人杨森君对那些挑剔汪国真诗歌的人说,与普通读者写出来的作品

发布时间:2020-01-07 11:55    浏览次数 :

降低写作难度已经成了很多诗人的习惯性。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与普通读者写出来的作品,没有多大区别,那还要我们诗人做什么?平铺直叙、大白话、白开水的所谓诗充斥于报刊及微信平台,人人小感觉,处处有鸡汤,败坏的是大家的胃口。个人的思想感情与时代脱节,所写的诗与人民所想所盼无关,这是需要诗人们反思的。

这是文学界,乃至诗坛的一个非常要命的风气。有些人纯粹把诗歌当成一个宣泄的出口,作为一个负面情绪发泄的管道。殊不知,诗歌是种精神的力量,应成为催生力量的源泉,任何形式的诗歌创作都必须以弘扬“精神”这一诗歌的本质价值为己任,缺少精神为依托,任何文学作品都会成为行尸走肉,而变得一文不值。

只待英雄驱虎豹

宁夏诗人杨森君对那些挑剔汪国真诗歌的人说,作为挑剔者,挑剔是你们的权利,只是,你们的诗歌又如何呢?我们不写或写不了“汪国真体”诗歌,我们可以选择别的体写,井水不犯河水,不要排斥他人的写作。诗歌能否被读者接受,是读者说了算,而不是由写作者说了算。

他寄语读者和诗人,“诗人,应该是世界上最拥有仁爱之心的群落,应该是情感波展幅度最广阔的人群。”

打开一期杂志,我们看到的诗,感觉雷同,语言近似,很多句子程式化、流行化。诗人写作的过程近乎原始记录,不动声色,更不动感情。把诗最根本的东西——打动人心的功能,彻底丢弃。只注重表现自我内心,而忽视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动疏离了与读者的勾连。大众对新诗的关注度降低,其责任在谁,不言而喻。

“彻底边缘论”和“空前繁荣论”都不无道理,体现了诗坛部分真实,同时也遮蔽了一部分真实,两种观点强烈对立也说明现象纷纭、情况复杂。总的来说,“彻底边缘论”过于悲观,因为诗坛还有许多良性因素潜滋暗长。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荡涤之后,诗坛不复往日热闹景象,但也纯净了诗歌写作队伍,使将诗歌视为生命的诗人凸显出来。从读者角度看,人们不是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汶川地震次日,沂蒙山一位普通作者创作的《汶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后,很短时间内点击量达600万,这表明当下社会急切呼唤好诗。

我每看我们身边的许多所谓诗人甚至是著名诗人,动不动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式,倡导这个主义,自命是什么先锋派,什么后现代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实话实说,我无法容忍。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不好诗无妨,悄悄写,也别聒噪。古人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流泪”“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天资不够无妨,勤能补拙。那个“脑瘫诗人”余秀华一夜成名。这个女人的诗良莠不齐,但的确不乏佳作。但有人逮住人家的短处不放,大加抨击。我看大可不必,有本事你把自己的好诗拿出来影响读者。

“爱情是最古老的一种情感表现方式”,他说,“古人唱自己编的歌,今人唱专家编的歌。古人用自己的心打动别人,现代人借别人的心打动自己。”十年前,我与雷抒雁先生同时参加“全国散文名家北戴河金秋论坛”,师生首次海阔天空地聊,他慷慨陈词:情诗都不是为眷属写的,一旦进入婚姻,就写不出情诗了。鉴于师道尊严,我没敢接话茬,失去了一次深入挖掘诗人内心世界的难得机会。

耐不住寂寞,没有沉潜之心,不能长期坚守自我,总是跟在潮流的后面,是无法写出好作品的。今天的诗坛,需要更多的沉思求索,需要崇高,需要引领,才能抵制那些无聊、自娱、泡沫、垃圾。

由于诗人的急躁情绪,想从根本上颠覆

总结起来,当前新诗创作发展有以下三方面积极态势。

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当今诗坛,汪国真是一个踏踏实实写作的诗人,与诗坛的诸多浮躁聒噪和故作高深相比,他更真实更亲和,他把诗真正写给时代。对于他,我们不必神化,但也不必抵毁。(闵生裕)

《冰雪之劫》,使雷抒雁的名字再度响亮于全国。外地读者激动地打电话到报社:“多年不见这样充满激情的好诗,灾区的朋友读来能汲取温暖,参与抗灾救灾的朋友读来能充满力量”;人民网网友留言:“这才是真正中国气魄的好诗,时代需要《冰雪之劫》这样的诗歌,需要雷抒雁这样的诗人。他为中国诗歌送来了春风!”

其实还是有不少诗人在创作着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作品。那些真正俯身于艰苦写作的诗人,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呵护。他们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逆流中坚挺着,因为他们知道,有魂在,有精神的支撑,诗才会有力量。

一,废话泛滥,形式亢长。

另一方面,过于乐观的论者往往耽于表象,对喧嚣背后的隐忧估计不足。他们没有客观认识到新世纪诗歌之“热”大多仍限于诗歌圈子之内,诗歌作品和公众还有距离。新闻报道偶有涉及新诗,往往是诗歌外围“八卦”,几乎不涉及诗歌本身。比如,有人发明自动写诗软件,该软件可以将不同词按一定逻辑关系组合,一月不足就写了25万首诗;比如,某位实力派诗人,其最初成名不是因为诗作被争相传阅,而是因为诗歌之外关于个人境遇与身份的炒作。

汪国真的诗歌的青年中的影响力没有一个当代诗词人能比,但是,他的诗从来没有进入严肃文学的评价体系之内。伴随他的一直是两极分化的观点,有人爱之若狂视为偶像,有人嗤之以鼻大加挞伐。江河对汪国真的评价很不堪,说他的诗完全是对诗歌的毒害,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唯一作用就是阻碍。他羞于同汪国真被称为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屋檐下的诗人。杨典先生这样说:八十年代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常的诗人会读汪,那简直是笑话。读汪的只有普通市民或中小学生。正因为汪那种俗不可耐的浅薄被广泛推销,九十年代的精神才会沦入虚无主义。汪的作品为读者媚俗化起了极坏的作用,并把大家在八十年代就树立的对严肃文学的爱,变成市场化的鸡汤。真正的诗歌被世俗误解,他要负一份责任。他的作品从来就跟中文和现代汉语写作毫无关系,这是不要争议的。任何一个最初级的真读书人,都能一目了然其作品的恶俗和浅薄。关于汪国真之死,评论家朱大可说:大家不懂诗的话,还是默哀的好……也就是说,学界对汪国真的非议并没有因为汪国真的去世而结束。

雷抒雁认为,“《诗经》应该是诗,不应该是经,最早它应该是原生的,是一部可爱的自由诗,像我们的信天游,像陕北民歌。”他要把它从儒家礼教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还原它自由的诗性和鲜活的民歌性,给大众提供一本简单进入《诗经》的现代诗书。在解读中,他不拘泥于事和史,以口语和民歌形式译写,并掺入自己的心声,所以,他的译作《还原诗经——远古的回响》,读来平易流畅又富情趣理趣,比如《著》译文,陕西民歌的风情泼俏跃然纸上,令我莞尔。

每个诗人都要直面自己作品与自己内心情感的关系问题。你的诗句和你的心灵是什么关系,这是不能逃避的。只有发自内心、感动了自己的诗句,才会被读者接受。我们应努力去创作完成带体温、有血性、有激情、能感染读者的诗歌。要扭转风气,引导风尚,重要文学期刊、诗歌刊物应该起好带领和导向的作用。

恰好李老师发来一篇《现代诗歌创作的十大毛病》的帖子。我恶补一通后,总算对正确解读诗歌增添了点知识。帖中提到创作诗歌的十大毛病的确让我获益颇多,现在把它分享出来与大家一起学习。

21世纪诗歌发展最大的“拦路虎”是放弃高远的艺术追求。打开一本诗歌刊物,你会发现,不少作品仍在沿袭老路,把笔触对准大海、河流、森林、太阳、星空等中国诗习见的自然意象,且未能赋予这些意象新的诗意内涵。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诗人,越来越趋向匠人的圆滑世故与四平八稳,诗作固然周正,却没有生机和精神活性,在艺术和思想上“原地踏步”,缺乏大气和力量,往往差一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气儿。可以说,拦住创作之“虎”不在路上,而在内心。当代诗人只有不断自我激励、高远其艺术追求,才能改变“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的创作现状。只有将创新作为诗歌创作的驱动力和生命线,才能克服题材和手法上的惯性和盲从;只有力争在意象选择、修辞美学、想象路线及风格形态上别具一格,才能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优秀文本,最终使诗坛呈现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气象。

我们今天说,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栁词。说明柳词是为百姓书写。大唐那个诗歌帝国有李白、杜甫帝样伟大的诗人,但也能容得下白居易。难道因为他的诗村妇都能听懂就是诗歌的耻辱么?小朋友爱看《喜羊羊与灰太郎》,他们错了么?为什么我们容不下汪国真?如杨典所诟病的,汪国真的诗只有普通市民和中小学生爱读。我不禁要问:普通市民和青春少年喜欢汪国真的诗,汪国真何错之有?那个读者群何错之有?我们的诗人和评论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批评汪国真,比如批评其思想性、艺术性及写作技巧等等。喜欢汪国真没错,说明你年轻过。批评汪国真也没错,说明你成熟了深刻了。但是,如何把诗写进人心大概是诗人在琢磨技巧、意境、艺术等诸多元素时更应关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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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诗的弊端是过于冷静客观以致冷酷,凸显智性却丢失了血性与热情,自动放弃了情感的巨大力量。这样的诗歌没有温度,像温吞水,让人读了感到麻木。很多诗人在写这样的诗,他们尽管在力求显现辨识度,读者却无法从中看到什么辨识度。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汪国真先生走了,似乎是冥冥中的某种力量让他的生命停留在59岁,没有迈入花甲之年。正如他年轻系列诗作一样,他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年轻里。近些天,关于汪国真与诗歌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汪国真是个极有争议的诗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汪国真的诗一度洛阳纸贵,他的诗流行之广,无以复加。汪国真曾让一代年轻人感动,他曾经叩响过他们的心弦,让他们从他那里获得一种对自我和生活的感悟与发现。汪国真的诗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青春正能量。后来诗坛的“倒汪运动”让红极一时的诗人归于沉寂。今天我们再度回首诗歌对一代人的影响,汪国真的诗歌或许不够深刻,或许艺术性也有所欠缺。但是他的诗对现实与人的干预,是更多诗人做不到的。感谢汪国真诗歌为我青春作伴,我想,如果让我给汪国真定义一下,他应该是“青春诗人”。诗人王小川说,汪国真的诗歌确实影响了一个时代,尤其是文艺青年。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不是诗人,写的东西不是诗词,那么直白,有的甚至是顺口溜。那就请你用文本说话,去影响一代人,一个时代......我非常赞同王小川的评价,汪国真不是大师,但他是诗人是无疑的。我们追念诗人不是为他在诗坛封圣,而是铭记他的诗对一代人的影响,这是不容易抹杀的。

那时候,诗歌朗诵会在全国遍地开花,而必备节目就是《小草在歌唱》,很长一段时期里,只要拧开收音机,总能听到有人在朗诵《小草在歌唱》。

我们的诗坛,要去掉圈子化、功利化、世俗化,营造良好的诗歌风气。编辑要真正认真看稿,不要因人发稿,而是真正挑选出优秀的诗作。特别是要多关注底层作者的作品。

六,山头林立,圈子盛行。

罗振亚

万籁俱寂中,辗转难眠的雷抒雁,思想在天地间翱翔。渐渐地,散乱的思维开始聚拢,瞬间的感觉得以捕捉,一个景象浮现到他眼前挥之不去:一摊触目惊心的鲜血上,滋生出一片生机勃勃的野草。有了!苦苦寻觅的诗歌形象,就这样命定般跃入他的脑海。他难以抑制住兴奋,一跃而起,奋笔疾书。

作为诗人,要认真倾听人民的心声、社会的呼声,认真负责地对过去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批判、总结,担当起我们的责任。然后,以全新的姿态和面目走进新时代,赢得人民大众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人民和读者是不可以随意丢弃的。今天的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我们能为他们奉献出什么样的作品,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诗人认真思考和面对的。只有把个人血脉的温热和人民、民族的历史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三是诗人们认识到,诗歌创作需要以充分的个性化造就诗坛的丰富性。创作个体需要不断锤炼自身诗歌的情感形态、想象特征和话语运思方式,使诗坛成为多元对话的平台,更成为纷繁因子运动与聚合之处,呈现一片精神高扬、绚烂丰富的文学景观。如伊沙机智浑然如常,陈先发的诗常有小说化、戏剧化倾向,李轻松的诗讲究情感的浓度和深度,朵渔深邃沉实……这些风格鲜明的创作实践保证了作品的个性化和生态的丰富性,构成诗坛活力、生气和希望的基本来源,也是诗坛生态健康的表现。

《小草在歌唱》影响了雷抒雁的一生。

开始更广泛接触诗始于《为你读诗》的公众号。初始缘由不是诗的韵律有多美,而是每天不同的读诗人那富有磁性,非常有感染力的嗓音深深吸引了我。于是乎,每天听一首诗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伴随着听诗时间的增长,我慢慢喜欢上了很多诗的内容。只是喜欢归喜欢,对于懂行方面,我属于小白级别。充其量也不过是从字面意思去揣摩它的一些含义。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是看其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天才代表和流传佳作出现。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穆旦、郑敏等之于新中国建立前的诗坛,郭小川、贺敬之、余光中、洛夫、舒婷、海子、于坚、西川之于新中国建立后的诗坛,都支撑起他们活跃的诗歌时代;《凤凰涅槃》《断章》《雨巷》《再别康桥》《死水》《金黄的稻束》《乡愁》《致橡树》等,皆可视为新诗在不同时段留下的“动态经典”。按照这个标准去检视,不难发现,21世纪诗坛尽管林林总总,众声喧哗,但在重量级诗人的输送上逊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十足才子气背后大手笔缺位,群星闪烁而无月,多元并举背面是欠缺规范,许多诗人理想高远,有理论锐气,但创作上尚未提供与理论匹配的文本。尤为令人心忧的是诗歌读者大量流失,诗歌创作与欣赏越来越成为小圈子内部游戏,诗人们的鸣唱难以获得大众青睐和掌声。能否通过思想和艺术的双重自觉,推出不负时代的大师级诗人和作品,铸造诗魂高迈、穿透时代与喧嚣的经典文本,仍是检验诗歌是否真正繁荣的重要参数。

《小草在歌唱》,“带着诗人的悲愤、欢欣、意志、理念和情感,深入到生活的底层,唤醒了整个神州大地”,引起巨大社会反响,被形容为“重磅炸弹”,震撼着沉闷已久的诗坛,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确立了新时代中国“政治抒情诗”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成为新时期文学史上的诗歌名篇。有评论家认为它“是新现实主义的开篇”;有评论家认为它“是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先声之作”。大学将它收入课本,报考艺术院校的学生以它应试朗诵,一批又一批读者在它的熏陶下,树立起高尚的人生价值观。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现象,有些人为了所谓名气,或为了脱颖而出,根本没了道德底线,频频使用一些低级趣味,甚至宣扬色情暴力等露骨的作品。或许这样的作品短时能得到一些内心同样丑陋的人的追捧。但这样的作品绝对污染了诗坛环境,将会被人所唾弃。

肯定当前诗坛亮点,并不意味诗歌创作现状足够理想。至少,当下生活尚未向诗歌敞开更大生长空间,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感”并不强,其突出表现是重量级诗人和经典诗作匮乏。

叛逆和破坏,使诗人日渐矮化,使“诗人”称号更多地意味着边缘、疯癫、喧嚣和可笑,于是,被誉为“心灵的舞蹈、思想的体操、情感的喷泉、精神的路标”的诗歌,曾被无数人视作生活元素、灵魂寓所和精神钙质的诗歌,渐渐从人们的视线淡出,与大众的关系日益疏远,其社会责任意识越来越削弱,其社会功用越来越弱化。诗人与社会双向背离。

米仓山的叶子就红了。

客观而言,当代诗歌境遇与时代发展、媒体格局和生活方式巨变关系莫大。文化艺术形态空前丰富,文化生活选择五花八门,视听媒介内容便捷易得,不断分流诗歌等传统文艺受众,诗歌“对手”更多、更强,文字之美冲出重围的难度越来越大。这种外在压力一分不少地反映在诗歌创作上,比如“垃圾派写作”等诗歌创作,就是浮躁心态的流露,是求新求关注的饥不择食。事实证明,放弃精神坚守和艺术追求并不能为诗歌赢得读者与尊严,逃离现实而走向私密、搁置价值而走向狂欢,只能让诗作精神内蕴日趋匮乏贫弱,愈加自我边缘化。没有哪个年代的创作是容易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选择了诗歌创作这条路,就是要迎难而上,以独到感悟和独特表达重建诗歌与现实对话,努力在内蕴上提供新的精神向度。这要求诗人以足够艺术定力,远离取巧炒作的“诗外功夫”,扎扎实实致力于文本打造,多方探求诗歌艺术可能性,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攀上诗歌艺术的高原和高峰。

“雕琢的诗,或冷漠的诗,大约是缺一口气。现在我们的诗人,能写情歌的很多,能写国歌的找不到,我们现在就缺少大胸怀的大诗人。一个诗人应该是有思想的,他的诗应该更多的跟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

你已在群山之外

总的来说,21世纪诗坛态势更趋向喜忧参半的复合,既不像“彻底边缘论”者宣称的那么悲观,也不如“空前繁荣论”者以为的那么乐观,它正处于平淡而喧嚣、沉寂又活跃的对立互补格局之中,边缘化和深入化并存,俗化和雅化共生。也正是在充满张力矛盾的生态中,诗歌沿着自身逻辑蜿蜒前行。

什么时代产生诗?

二是在艺术表达水准上普遍有所提高。很多诗人依循意象、象征、抒情的传统路数,但技巧运用上愈加娴熟,风格辨识度趋高。此外,不少诗人自觉挖掘和释放细节、过程等叙述性文学因素能量,把叙述作为构造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以缓解诗歌内敛积聚的压力。返璞归真的朴素风格得到强化,这一点在21世纪诗歌中更为普遍,大多数诗歌以自然、清朗的姿态甚至亲切说话的方式呈现出来。江非的《时间简史》以倒叙方式观照农民工生活,内容本身似乎离文化、知识、文采很远,经诗人“点化”后却产生无技巧的力量,切入人的生命与情感旋律,逼近乡土文化命运的实质,显示诗人介入复杂微妙生活能力之强。

到凌晨4点,《小草在歌唱》诞生了!它“是在塑造一个生命,一个有血有肉、敢笑敢骂、有愤怒有喜悦的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在写那些横卧在稿纸上的押韵的字行”。看着眼前的诗行,雷抒雁想唱,想喊;想哭,又想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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