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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当代诗歌,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

发布时间:2020-01-07 12:03    浏览次数 :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少数民族小说大量问世,满族的端木蕻良、舒群、马加、关沫南,维吾尔族的祖农·哈迪尔,哈萨克族的郝力斯汗,壮族的陆地,彝族的李乔、李纳、普飞、苏晓星,回族的胡奇、哈宽贵,苗族的陈靖、伍略,朝鲜族的李根全,白族的杨苏,土家族的孙健忠,侗族的滕树嵩,以及蒙古族的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安柯钦夫、朋斯克等作家,都在爱国主义书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不可忽视的文学记忆。

职称:教授

内蒙古诗歌创作的繁荣,是多民族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除了蒙古族诗人,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民族的诗歌创作也异常繁荣。他们有语言无文字,以其独特的民族心理感受生活,用汉语表达哲思、抒发深情。孟和博彦、巴图宝音、空特勒、孟大伟、白剑等诗人的作品,既有汉语诗学上的优长,又葆有本民族的思维特征。

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和各分会组织大批学者研究重要作家作品,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民族文学的定义、范畴、特点、手法,重要作家的创作历程,重要作品的艺术特色等,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其中,“中华文化四大板块结构”理论的提出,探讨了中国文学的整体文化背景,论证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华民族文学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经历了十年“寒冬”的考验,少数民族的诗人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单一的直线视角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感受和揭示所代替,肤浅的直白的歌颂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严肃深沉的思考所代替,天真浪漫的情绪为严峻艰苦的探求和引人深思的历史感所代替。诗人们诚实勇敢的品格和纯真高尚的灵魂得到冶炼和展现,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更尖锐深刻的穿透力和更富于概括力的历史深度。伴随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往往有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在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巨变和瑰丽景象而欢欣鼓舞、由衷赞美的时候,诗人们也没有忘记对某些随之而来的腐败与欺骗的揭露。他们不论写什么题材,都注意把自己独特新颖的个性感受和启人心智的哲理思考,贯注于诗的创造活动中,从而使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诗篇有了更厚重深刻的时代生活内涵。他们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在继承与革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都比过去更自觉、更成熟而更富有创造性了。

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在少年时代便倾心诗歌,能背诵上千首诗作,崇敬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新中国成立后,他出版了十多部高质量的维文、汉文诗集和译著,丰富了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宝库。他热情地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少诗篇可以合着“十二木卡姆”曲调歌唱,几十年来一直被传唱于我国大西北广袤的绿洲和浩瀚的戈壁之上。其写于1962年的诗作《祖国,我生命的土壤》,堪称中国爱国主义文学的经典篇章。诗人把祖国看作自己“生命的土壤”,祖国的每一粒砂土在他心目中都是“无比珍贵的图蒂亚”(即维吾尔民间传说中具有神奇疗效可使盲者复明的圣土)。诗中写到:“祖国之爱就是我的爱,/祖国之恨就是我的恨。/她的任何烦恼忧愁,/都会牵动我的每根神经。”

一、发展阶段

70年,对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而言,或许只是一朵浪花,而对于新诗特别是草原上的新诗来说,当是一个生命的起始,一部交响乐的序曲乃至重要乐章。70年间,内蒙古的诗歌有着怎样的收获,有着怎样的走向与脉络,创作观念发生过怎样的变革,诗人们呈现着怎样的群体面貌与个性特征,以及内蒙古诗歌在当代中国诗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草原诗歌”现象的形成及其审美特质等,都需要一个文本来加以汇集、梳理、反观。

小说队伍庞大,李凖、玛拉沁夫、陆地、李乔、董秀英、赵大年、霍达、乌热尔图、阿来、扎西达娃、张承志、降边嘉措、叶广芩、白先勇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和《李双双小传》、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阿来的《尘埃落定》、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张承志的《黑骏马》、白先勇的《台北人》等,都享誉中国文坛。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爱国主义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从古至今,有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以自己手中的笔抒发了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对人民的深沉之爱。笔者曾在《爱国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见3月9日《文艺报》)一文中总结过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书写。本文拟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包括其演变轨迹、视角转换、内容拓展和艺术创新等,旨在加深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蒙古族当代诗歌,从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与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一样,当代诗歌经历了革命时期(1947年——1978年)、“新时期”(1978——1992年)、“后新时期”(1993年——至今)等三个连续而嬗变的历史阶段。三个时期的蒙古族诗歌创作与内地的诗歌创作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独特的民族个性。

赞歌唱给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沸腾的现实生活的确容易引燃诗人们的激情。很快,草原上就诞生并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空前活跃的诗歌队伍。韩燕如、安谧、戈非、贾漫、纳·塞西雅拉图、哈·丹碧扎拉森等年轻的诗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时期内蒙古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歌颂党、歌唱祖国、歌唱时代、歌唱生活、歌唱民族、歌唱团结,诗中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开创新世界的豪迈与自信。

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发生巨变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戏剧和电影文学大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诉求。例如,维吾尔族作家包尔汉的话剧《火焰山的怒吼》、赛福鼎的歌剧《战斗的历程》,蒙古族作家超克图纳仁的话剧《金鹰》,赫哲族作家乌·白辛的剧本《赫哲人的婚礼》,还有满族作家颜一烟的剧本《中华女儿》和壮族作家周民震的剧本《苗家儿女》等,都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有些至今还为文学史家所称道。

姓名:海日寒 工作单位:内蒙古大学

相应地,少数民族文学的形式,包括文学语言、文学结构、文学手法等,也发生了嬗变。新中国成立以前,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新中国成立之后,教育更加普及,民族文字增多,作家文学很快取代民间文学,书面文学取代了口头文学,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流。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积极吸收民族文学传统的营养,另一方面又广泛借鉴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学资源,民族文学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四野讴歌,万方乐奏

“新时期”蒙古族诗歌从观念到形式、内容都有了巨大的转变。“新时期”内地诗歌的主流是“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蒙古族诗歌的主流与内地诗歌有些错位,刚开始,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诗歌创作成为主流,其代表是阿尔泰、齐.莫日根、勒.敖斯尔、诺力玛斯楞、纳.松迪、德力格尔仓、苏尤格等。八十年代中后期,更年轻的一代诗人特.官布扎布、波.宝音贺希格、特.斯琴、勒.超伦巴特、仁.斯琴朝克图、德.斯楞旺吉拉等人崛起,其前三位是蒙古族“朦胧诗”的重要代表。阿尔泰、齐.莫日根、勒.敖斯尔三位无疑是当代蒙古族第二代诗人的杰出代表。阿尔泰的系列组诗《心灵的报春花》在整个八十年代引起地震般的轰动,深受蒙古族读者的高度礼遇。他出版了《阿尔泰诗选》、《心灵的报春花》、《阿尔泰新诗选》等重要诗集。齐.莫日根的抒情诗《蝈蝈长鸣》、组诗《灰兔》、勒.敖斯尔的叙事诗《苏米亚》、组诗《牧马人之歌》、《祖父的希日塔拉》等也引起巨大轰动。官布扎布、波.宝音贺希格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也是蒙古族“朦胧诗”的始作俑者。他们分别出版了《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和《另一种月亮》、《天风》等诗集,成为蒙古族现代主义诗歌的领路人。

一个时代涌现出的不止是一两位歌手。纵观人类的文明史,任何一个辉煌的文化现象无不是以群体共建的方式呈现的。几乎同时,美丽其格、孟和博彦、其木德道尔吉、特·达木林、安柯钦夫等一大批年轻的诗人们,以其单纯、欢乐、豪迈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声调加入了这一合唱。

二、高校教学的需要。先后产生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著作,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范畴、特征、发展历程等进行探讨。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因得天时、地利、人和,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风生水起,引起广泛关注。被老舍称为“文坛千里马”的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一马当先,其成名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2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当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简评”,称赞这篇小说“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理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玛拉沁夫后来接连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和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都充满了对蒙古草原和新中国的热爱。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以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草原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斗争。在1963年出版的《读书杂记》中,茅盾指出:当时一些作者下笔“从政策出发,而不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的作品,好处就在它们都是‘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形成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爱祖国、爱人民、爱草原、爱生活,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正是玛拉沁夫步入文坛便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60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文坛广泛关注的原因。

进入“后新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的变革,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网络化境遇,文学的边缘化已成事实。第四代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崛起,他们明显地分化成两组诗人群体,一组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以学者诗人为主体,他们以蒙古族诗歌的现代化为目标,致力于观念的更新、方法的创新、文化经验的开拓,其代表是多兰、满全、瓦.赛因朝克图、海日寒等,其代表作有诗集《蒙古人》、《温馨时光》、《遥远的预言》、《遥远的雪山》;另一组是“原生态写作”诗人群,致力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表达,探索民族文化心理,标举本土化的旗帜,其代表作有《骏马家园》、《温暖人间》等。

进入21世纪,网络和新媒体的发达,给草原诗人带来更为迅速、便捷的成长途径。但较之全国其他省份,内蒙古新生代的诗歌与人们的期待尚有距离。新世纪以来,内蒙古诗歌在全国产生影响者,大多仍是那些早就登上诗坛的成熟写作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中老年诗人们持续不懈地努力创作着,另一方面是因为诗歌在这个时代不再处于“中心”,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近10年来的内蒙古诗坛显得有些冷静,甚或寂静,没有喧嚣,没有震荡。诗歌面貌依然保持着草原的宽广、沉稳、雄健、持重,似乎有些凝滞,似乎有些迟缓,但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浮光掠影。这不啻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坚守。

国家民委下属的《中国民族报》、民族出版社、《中国民族》、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等单位,对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中国民族报》,2001年1月创刊,推介了众多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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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的诗歌创作在大一统的“规范体系”统摄下,遵循相同的创作原则,形成了蒙古族“社会主义诗歌”形态。其主要特点是:1.形成了以革命、建设、英雄、理想、共产主义、民族解放、民族团结、民族国家为核心话语的主题形态(当然有民族特色和地区风貌);2.形成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发展方向的美学形态,民间资源受到极大重视;3.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成为唯一创作方法,昂扬的“颂歌模式”被推向极致。与现代相比较,此时的蒙古族诗歌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与内地的汉语创作有很大不同,如果说,革命时期的汉语创作在现代诗歌的映照下,显得相形见绌的话,蒙古族诗歌却得到了一次大的提升。原因是多方面的,蒙古族传统诗歌资源被广泛利用;一大批有才华的诗人迅速成长,形成较大的书面诗人队伍,这是此前全部历史所没有的;世界诗歌资源,包括汉族诗歌、苏联诗歌、其他进步诗歌被有效利用,拓展了蒙古族诗人的眼界。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有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齐木德道尔吉、杜格尔苏荣、纳.塞西亚拉图、哈.丹碧扎拉森、波.敖斯尔等。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纳.赛音朝克图是当时中国作协理事、《诗刊》编委,其代表作抒情长诗《狂欢之歌》被翻译成汉语刊发在《人民文学》上引起强烈反响。汉语诗集有《狂欢之歌》、《幸福和友谊》等。巴.布林贝赫的抒情长诗《生命的礼花》被译成汉文分别于1960年、1962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引起全国诗坛的关注。他先后出版了汉语诗集《龙宫的婚礼》、《巴·布林贝赫诗选》等。这两位诗人和作品入选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为国内蒙古族诗人的代表。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表达。

于1920年至1930年间出生的少数民族作家,是承上启下的作家群体,其人数比老一辈要多,主要有:华山、李纳、乌·白辛、穆青、胡可、李成徽、艾勒坎木·艾合坦木、丁耶、黎特夫拉·穆塔里甫、王丕震、牛汉、郭基南、蒙光朝、库尔班·阿里、黄永玉、敖德斯尔、郝斯力汗·库孜巴尤夫、黄凤龙、哈吉库马尔·沙布坦、莎红、益希卓玛、超克图纳仁、马融、任晓远、黄福林、特·达木林、铁木尔·达瓦买提、布赫、杨苏、侬易天、黄勇刹、巴·布林贝赫、李凖、路地、克里木·霍加、哈宽贵、孟和博彦、柯岩、马瑞麟、云照光、李根全、安柯钦夫、白练、汪承栋、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玛拉沁夫、扎拉嘎胡、龙志毅、杨亮才、朋斯克、巴岱等。这批作家亲身经历独裁统治的黑暗和日寇侵华的灾难,同时又在革命与战争中看到中国的未来。其中部分作家毅然投入了革命的熔炉,布赫、穆青、华山、乌·白辛、胡可、巴·布林贝赫等就是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作家、诗人的。新中国成立时,他们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最大的也不过刚到而立之年,他们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最活跃的青年作家群体。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老舍在爱国主义文学书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为中国各民族作家树立了光辉榜样。散文《我热爱新北京》、小说《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精品,体现出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茶馆》轰动中国,也轰动世界,获得东西方读者、观众的一致好评。关于《茶馆》,老舍说他写作的目的是要“葬送三个时代”。这一论述背后有着十分重要的潜台词。老舍理直气壮地书写《我热爱新北京》,在《龙须沟》中淋漓尽致地表现新北京、新中国与旧北平、旧中国的天壤之别,这说明他在《茶馆》中不仅要“葬送”旧中国的“三个时代”,而且要礼赞新中国的成立,让观众作新旧两重天的比较对照,从而进一步提升海内外观众对伟大的新中国的热爱或认同。

进入新世纪,蒙古族诗坛出现了“蒙古语诗歌那达慕”现象,诗歌朗诵比赛通过现代媒体的助阵成为蒙古族文艺界的一件盛事,诞生了一批新生代诗人群,他们虽然在诗艺上没有明显探索,但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促进了诗歌的大众化。新世纪伊始,蒙古族网络文学应运而生,其中诗歌创作占了最大比重,这与内地的情况又有不同。网络文学已成为蒙古族人民全民狂欢的文学平台,其民主性、平等对话、互动性、自由特性、无门槛等特点催生了蒙古族全民写作的独特景观。

80年代的诗歌探索与全新风貌的诗歌涌动,与新一代诗人登上诗坛密不可分。张廓、赵健雄、张之静、蒙根高勒、雁北、白涛、张天男、默然、成子、梁粱、董培勤、杨挺、张钟涛、方燕妮、蓝冰、蒙原、独桥木、牛敏、冰风、南鱼、斯日古楞、西凉、竞心等众多诗人,渐次成为内蒙古诗歌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卓异多姿的个人风采和宏远雄浑的群体热量,不断锻造着草原诗歌的美学风范。他们承前启后,为草原诗歌多声部、多向度、多元化的审美实践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中,有几位以表现蒙元文化和草原精神为使命的诗人,葆有旺盛的创作活力,直至进入21世纪依然活跃在诗歌创作现场,不断拓展草原诗歌的疆域。

形成了庞大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其中,李乔描写新中国成立前后彝族地区历史巨变、歌唱凉山彝族奴隶翻身解放的多卷本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是不可多得的长篇巨著。此书第一卷刚问世,冯牧便在1959年第1期《文艺报》上称赞它是“一本既能鼓舞人们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又能给读者许多丰富有趣的社会生活知识的优秀作品。”1995年中共中央宣部推举“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百部丛书,此书也在推荐之列。陆地描写广西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在表现翻身农民和土改工作队员的家国情怀方面有不少独到之处。

作者简介

在搜集文献时,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用尽了能够想到的所有办法。最难的还是作品的遴选,在近700位作者和10000多首诗歌中,挑选出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诗人诗作,眼花缭乱之中,无论怎么用心用力,都会有遗珠之憾。在此,也向由于我们的眼光局限、时间局促,以及种种原因未能入选的诗人表示深深的歉意,寄希望未来能有补偿的机缘。

省级的杂志也有很多。《边疆文学》原名《边疆文艺》,于1956年创刊。半个多世纪以来,刊物为繁荣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作者队伍、丰富云南文学百花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云南的《山茶》,创办于1980年6月,由云南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1995年改名为《华夏人文地理》杂志。《怒江》是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联的机关刊物,1982年创办,发表了州内外作者的大量文艺作品,推出了一大批文艺新人。从2004年第一期起,杂志进行全新改版,生动展现怒江地区的人文地理和怒江人民的风采。

第一,不仅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而且诗歌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大家挣脱了种种“左”的禁锢,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题材不断拓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人生百态,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风光、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在少数民族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反映,语言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显得更加丰富奇丽、多姿多彩。

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也是我国蒙古族新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心与乳》和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作的700行长诗《生命的礼花》,是其早年的代表作。他把英雄史诗的粗犷与民间情歌的柔美结合起来,探求一种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所以他的爱国主义书写在中国多民族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国内外诗坛称道。巴·布林贝赫有20余部蒙汉文诗集译著和诗学专著,每一部都写出了很深刻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70年的内蒙古新诗,最重要的成果当是草原诗歌精神的确立。何谓草原诗歌?我认为,草原诗歌是指以草原风光、风情、风貌为底色,以表现忠勇、自由、追寻为精神内涵,以明快、豪迈、哲思为基本风格的诗性抒写。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得以确认并不断发展的70年、百花绽放的70年、万象更新的70年。“民族文学”的概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才提出来的。当年9月,茅盾在研究《人民文学》创刊号时首次提出这一概念;10月25日,《人民文学》创刊号面世,序言中正式提出“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自此,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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