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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人、诗歌批评家、澳门新蒲京4242app下载编辑出版家、诗歌翻译家和大众,诗歌逐渐从边缘回到了公众关注的视

发布时间:2020-01-16 13:39    浏览次数 :

每个诗人都要直面自己作品与自己内心情感的关系问题。你的诗句和你的心灵是什么关系,这是不能逃避的。只有发自内心、感动了自己的诗句,才会被读者接受。我们应努力去创作完成带体温、有血性、有激情、能感染读者的诗歌。要扭转风气,引导风尚,重要文学期刊、诗歌刊物应该起好带领和导向的作用。

大陆诗坛一角

引用一首歌名《东边日出西边雨》,来形容目前诗坛的一番景象。曾几何时,刚听见这拨人为“诗歌边缘化”的困窘局面而叹息,转而又见那拨人热情洋溢地促进“人人读诗”的盛况。台湾诗人洛夫说:余光中是明星诗人。证明诗歌是有希望的。 诗歌遇上好光景了。这于社会、于诗人来说都是好事,难得之事。这是物极必反与矫枉过正的重生,是一个民族之魂的振兴与洗礼。 一个国家,经过被战争掠夺的伤害与磨难之后,又进入了急速发展中的繁盛与迷惘。这本来跟诗歌没什么关系,但是诗歌的发展却与社会发展现状有莫大的关系。 诗,它是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在说什么?如何去表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能够感动我们的诗都是从生命出发。如我们熟悉的海内外诗人狄金森、勃朗宁夫人、席慕蓉、舒婷等,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不是为了成为诗人而刻意玩弄文字,更多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人性的探索。她们在表达上有着共同的特点:抒情、唯美、意向、简明。 我们且举一些例子。 “天空不能保守他们的秘密/他们把秘密说给山尖/山尖却把秘密讲给果园。” “舍下我,走吧。可是我觉得,从此,我就一直徘徊在你的身影里。”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些清澈而深沉的诗句,他们说出了自己,也说出了广大人民心里的话。 学者叶嘉莹先生说:“读诗写诗是生命本能。”我认为,一个有良知的诗人,不仅仅为本能而写为倾诉而写,把诗歌当作个人情绪的发泄。也不要沉迷于一大堆让人昏眩的意向与技巧的构建,使得本来用于表达内心最真切情感的诗句,沦为失血的木乃伊。要多写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诗作,在百花齐放的创作中,培养自己的正气和信念,或更高的精神信仰。

1980年8月第一届“青春诗会”合影

在中国昂首迈入新时代之际,中国新诗也走过了百年历程。 “百年间,中国新诗深刻介入历史与现实,在巨大社会变革中描绘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塑造中国人新的审美感觉,凝聚中国人的精神。中国新诗在时代的变化中变化,在人民的创造中创造,始终贴合着时代与人民的需求。”日前,在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主办的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如是说。 “诗歌应该成为大众文学,而不是小众文学。”论坛主持人、《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认为,现在,诗歌读者群、新的诗歌传播渠道和相当数量的写作群体已经有了,但我们还需要呼唤伟大的当代诗歌的出现,期盼“高原”之上的“高峰”。 “生长、活力,实绩。”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言宏这样概括新时代以来的新诗。他认为,近些年来,中国诗人、诗歌批评家、编辑出版家、诗歌翻译家和大众,共同促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 这些年,我国诗歌创作明显回暖,各种创作和活动十分活跃,但是好作品仍然比较少。目前,我国参与诗歌创作的人数众多,各地诗歌团体越来越多,诗歌艺术样式更加多样,传播方式更加丰富,大众媒体积极介入,扩大了诗歌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新诗创作中“有数量、缺质量”的问题也很明显。深刻反映时代变化、基调明亮、能量充足、人们喜爱的精品仍然比较少,尤其缺乏现象级好诗。一些诗歌在艺术审美取向上情趣低下、基调灰暗、正能量缺失,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 众所周知,中国新诗是在向外国诗歌的学习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扬子晚报》“诗风”诗刊主编、诗人龚学明认为,不少青年诗人沉浸于翻译而来的外国诗歌中,而无视有着丰富养分的中国传统诗词文化。一些有见识的诗人,在经历多年对国内外诗歌的解读、剖析,经过艰苦的创作探索和深思后,重新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诗歌文化。 《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诗人刘笑伟认为,军旅诗人在学习古典诗歌方面具有天然优长。在历史长河里,边塞诗人留下了无数令人荡气回肠的诗句,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独特的美学品格。军旅诗的优势是国家情怀、正大气象和铁血品格。军旅诗人一定要发挥军旅诗的优势,放眼时代、壮大格局,要有“大视野、大情感、大气派”,在新时代形成自己的新气象,发出自己洪亮而独特的声音。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秦立彦认为,学习古代诗话是通达古代诗人心灵的一条捷径。通过阅读古代诗话,可以感知汉语的温度、湿度、浓与淡、轻与重、动和静、哑与响,知晓炼字之妙。在以西方诗人为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自豪地以中国古人为师。 咀嚼生活 拥抱时代 直面现实是新诗宝贵的品质。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都涌现出代表性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五四时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发、冯至等人的作品,领风气之先。抗战时期,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歌颂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百折不挠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公刘等人的作品,充满着喜悦浪漫情怀。改革开放后,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出开放的中国青春焕发的气象。 有人认为,当前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诗歌刊物、诗人及其作品的数量,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以更加包容的姿态降低了诗歌作者进入的门槛。诗歌创作由此进入迸发期,但也呈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状态。 扬州大学教授罗小凤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躲避崇高”“反文化”“反意义”等诗歌理念的鼓动下,诗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严肃性被彻底消解,形成“崇俗”“崇私”甚至“下半身写作”等倾向。中国新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首先是“躲避崇高”后内容上的“轻”;其次是诗歌的美学伦理放逐后,诗歌艺术上的“平”;还有就是诗歌语言“白话化”所带来的韵律美感的“苍白”。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振亚认为,“如今,不少诗人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与品味,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以接通自我与社会、时代的联系,可能寄寓大悲悯的题材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悬置,饮食男女、吃喝拉撒、锅碗瓢盆、风花雪月等鸡零狗碎、无聊琐屑的世俗吟唱无限蔓延,将个人化降格为私人化,诗魂自然也就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之中了”。 “要完成新史诗创作的重任,需要诗人们对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有真实的认知。”《诗歌月刊》主编李云认为,诗人们要有“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剖析诗歌创作中的流俗病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诗人既心存高远,又脚踏实地,从小悲哀、小感动、小情绪、小欢喜和沉溺于语言内部炼金术的小伎俩中走出来,树立大格局、大抱负。 “诗歌是在咀嚼生活的过程中,被生活咀嚼出来的思想和艺术产品。诗歌要无愧于新时代,就要大胆地拥抱新时代。”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车延高说。 重建诗歌与民众的联系 “今天,我们应该反思新时期诗歌‘精英化’所带来的弊端,将诗歌从文化精英的垄断中解放出来,重新在诗歌与民众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评论家、《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说。 “诗人要真正扎根大地,为时代击鼓,为前行呐喊,写出新时代的诗作来。”诗人吴少东认为,新时代诗歌需要新意韵。很多诗人依然在写情绪,而不是写情怀;依然在写格调,而不是写格局;依然在写文字游戏似的语言,而不去写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之美、自然与生态和谐之美、人类与信念的真善之美。我们要努力实现“小众”的最大化——写反映时代特质与“大众”心声的诗,和能够引起更多人共鸣的诗。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阎安则不完全同意诗歌大众化的观点。他认为,衡量诗歌、批评诗歌是非常有难度的。诗歌的写作和鉴赏都是需要专业知识和一定素养的。他同时认为,诗人可以在大众化方面努力,在密切现代汉语与生活的关系方面努力。诗人李瑾认为,诗歌一方面“可以简单地说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另一方面,有自己的现实责任,“诗歌写作有足够的能力进入各种生活”。现代诗歌无非是在这两个方面寻找平衡点,这是它的尊严和力量所在。 从程序化写作回到“人”本位 近年来,诗歌发展呈现出一片繁盛热闹的局面。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员、青年评论家李壮认为,这与新媒体传播平台跟诗歌的结合密不可分。新媒体的发展,对诗歌在普及和遮蔽这两方面的效应同样明显。我们必须让那些真正代表当下诗歌水平的作品和观点,更多且更有效地在新媒体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人工智能写诗是当今科技发展最新成果之一,它促使人们反思诗歌何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评论家杨庆祥认为,人工智能创作诗歌是一种无法对位的程序化写作。而诗歌与诗人内在的冲动和情绪,与诗人的遭遇和命运都密切相关。我们要从五四新诗传统里汲取营养,从当下自动化、程序化的写作回到“人”的本位,这样才能写出和人工智能有所区别的诗来。 《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诗人赵晓梦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诗人应该保持内心的安静,保持独立思考和对生活的耐心。 “诗歌通过网络得到了更广泛传播,更多的新生代诗人通过网络浮出水面,使自己的诗歌才华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大众的承认。”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汤养宗认为,许多年轻的诗人,没有他们的前辈默默奋斗甚至才华被长期埋没的经历,这给一些诗歌新秀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诗歌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从而忽视了诗歌创作所需的须经长期艰苦磨砺才能获得的内功。 新时代,百年新诗再出发,应该走向更远方。“对时代的描摹和正面观照,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们的专利和小说家们的事业。”文汇报副总编辑、诗人缪克构说:“诗人们触觉敏锐,应该努力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用诗的方式对时代和社会进行精到而独特的言说。”

降低写作难度已经成了很多诗人的习惯性。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与普通读者写出来的作品,没有多大区别,那还要我们诗人做什么?平铺直叙、大白话、白开水的所谓诗充斥于报刊及微信平台,人人小感觉,处处有鸡汤,败坏的是大家的胃口。个人的思想感情与时代脱节,所写的诗与人民所想所盼无关,这是需要诗人们反思的。

被遮蔽的“边缘群体”诗人

2015/12/25 | 凌越 /诗人、文学评论家| 阅读次数:1960| 收藏本文

摘要:2015年的中国诗坛是热闹的——很可能是过于热闹了。至少在表面上,诗歌逐渐从边缘回到了公众关注的视野中,各种诗歌活动和奖项遍地开花,数不胜数。

2015年的中国诗坛是热闹的——很可能是过于热闹了。至少在表面上,诗歌逐渐从边缘回到了公众关注的视野中,各种诗歌活动和奖项遍地开花,数不胜数。

一句话,诗坛变得越来越热闹,而诗歌的魅力恰恰在于,无论多么热闹,诗人们总是要回到书桌前,独自面对空白的纸页或文档。如果用媒体眼光回顾2015年的诗坛,依然有许多真正出色的诗人处在被遮蔽的状态,而进入视野中心的是那些更具话题性的诗人,尽管在我看来后者的成色通常不如前者。

对于媒体而言,一种社会学眼光明显会超越美学眼光,公共关注度成为更重要的考量。本文将主要探讨2015年度最热门的余秀华诗集,以及秦晓宇和蓝狮子文创一直在戮力推动的工人诗歌,凑巧的是,这些诗人都是世俗意义上的“边缘群体”,他们长期被忽视或被遮蔽,却通过诗歌进入了公众视野。

余秀华诗歌一年来的传播堪称传奇。一年前,甚至在诗坛都少有人知道这位生活在湖北乡间的女诗人,但仅仅一年的时间,借助微信几何式繁殖的传播速度,余秀华迅速成为2015年出版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诗人。

固然如诗集中余秀华的简历所说:农民、残疾人、诗人,这三种标签引爆公众对她的热议,猎奇永远是公众兴趣和媒体热情的本质,但是维系这种热议的基础毋庸置疑还是余秀华的诗歌本身。完整的表述应该是,这位农民兼残疾人兼诗人的诗写得不错,有时还相当感人。网民其实很世故,如果仅仅是热点事件,他们喷几口口水也就算了,能劳他们大驾去书店或者上网购买余秀华的诗集,多半还是因为被她的某些诗打动了。

读罢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月光落在左手上》,我的总体印象是,这些诗写得不错,是基于自身经验有感而发的诗作,但还远没有达到杰作的程度。

沈睿在诗集代序《余秀华:让我疼痛的诗歌》里直言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显然是激动过头了,在我看来,这是对狄金森和余秀华的双重误读。狄金森是一个更复杂的诗人,某种真挚的情感只是她的一个面向。实际上,在意义的复杂性和深度,在语言的实验性方面,世界范围内狄金森都罕有匹敌者。当然,拿狄金森来和余秀华比高下,对余秀华有点不公平——当代的汉语诗人,又有谁可以和狄金森相匹敌呢?只是沈睿有此一说,忍不住在此要辩驳一下。

回到余秀华的诗作,除了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猎奇心理之外,余秀华诗作本身一定有作为畅销诗作的特色。为自己诗集的公开出版,余秀华撰写了一篇自序,在这篇质朴感人的文章中,余秀华坦言自己选择诗歌作为表达方式,仅仅是因为她是脑瘫,“一个字写出来也是非常吃力的”,因而在所有文体中字数最少的诗歌成为她的不二选择。

而当她写道:“我从来不想诗歌应该写什么,怎么写。”我们一点儿也不奇怪,和绝大多数女诗人一样,余秀华也有一种没有野心的野心,她们多半是自身经验的忠实守护者和书写者,她们写诗仅仅是因为有所触动而要说话和表达。而余秀华生活在真正的农村,她的经验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自然的乡村意象构成余秀华诗歌的基本质地,河流、麦田、麦子、白杨树、篱笆、牵牛花、野草、苹果、湖水、芦苇、水鸟——这是我随意从余秀华诗里摘取的意象,而余秀华作为诗人的情感和哀伤,正是建立在这些意象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象使余秀华的诗获得一种传统诗歌的基调,也为她的诗集后来的畅销奠定了基础。和勇于创新的诗人相比,公众趣味有一种执拗的惰性,在优秀的敏感的诗人对于城市诗歌都感到腻味的时候,公众诗歌趣味仍旧稳固地停留在浪漫主义的余绪上,而自然意象正是这种浪漫主义诗观的土壤。

当然,自然意象只是提供了一种气氛,余秀华诗歌里最可贵的是那种野蛮生长的力量,她直率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有时为了迫切表达自己内心的声音,诗句自身的完美被牺牲,许多诗像是信手拈来一气呵成,你能感到某种内心的声音急于冲破语言的桎梏,可它们在破土而出的时候,也冲毁了草草搭建的语言的篱笆,这表现在诗歌节奏的滞涩和诗歌文本散文化的倾向上。

换句话说,余秀华的很多诗有冲击力,但在诗艺上有所不足,比如《请原谅,我还在写诗》和《深夜的两种声音》都是立足于表达,看起来是迅速写就的作品,但它们都只是拥有一个好诗的坯子,要达到好诗的程度,尚需细细打磨和更多灵感的润泽。同时由于生于乡间、居于乡间,自然意象之于她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贴切,我们在她的诗里还可以看到诸如白菜、猪、石磨、螺丝这些不那么常见的意象,这是她忘我地投身到自身经验中的结果,只是这些特别的意象还不是那么多,还无法从整体上赋予她诗歌崭新的面目。实事求是地说,余秀华有诗歌上的天分,她有能力把诗写得更好一些。

2015年,另一个成为话题性的诗集,也许要算3月出版的青年诗人许立志的诗集《新的一天》和8月出版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两者都属于“工人诗歌”范畴,编选者都是秦晓宇。

这两本诗集和余秀华的诗相比更厚重,在对诗歌疆域的开拓和底层经验的书写方面更自觉也更深入,但悖论在于,这两本诗集公众接受度远逊于余秀华的诗集,这从诗集的生成方式上就可见一斑,两本诗集都是通过众筹得以出版,没有标明印数,但印数肯定远逊于余秀华的诗集。事实上,以这两本诗集为代表的“工人诗歌”,只能算是诗歌界内部的热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编选者秦晓宇和蓝狮子文创不断地人为推动有关,尤其是夏天聚焦工人诗歌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奖,以及随后在各地一系列展映使得这股热潮得以延续。

《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堪称近年汉语诗坛难得一见的一部出色诗歌选本,和当下大多数各种以诗人名气和资历拼凑出来的选本相比,《我的诗篇》无疑拥有敏锐的批评嗅觉和清晰的诗歌立场,而且它还难能可贵地兼顾了底层视角和诗艺的平衡。这是一部以题材的独特性为基础的诗歌选本,但是,也处处可见编选者对于诗歌本体文学价值的强调。

如果说郑小琼和谢湘南等工人出身的诗人早些年已经获得诗坛认可,具备一定的影响力,那么田力、绳子、杨东等优秀的工人诗人,大概还是首次借助《我的诗篇》的出版进入人们的视野,甚至像笔者这样长年专注于诗歌的写作者,也是通过《我的诗篇》才首次读到他们的诗作,由此也可见他们被遮蔽的程度之深。

这种遮蔽主要原因还是和近30年来工人地位下滑有关,原本就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工人在堕入社会底层的同时,他们原本就很微弱的话语权更是被进一步稀释。没错,他们可以写出优秀诗歌,可诗歌总是宿命般带有某种沉默的特质,它们需要阐释者需要发现者,它们等了太久,终于等来了秦晓宇。这本诗集连同卷首那篇漫长的序言,都将可能会被写进中国诗歌史。

《我的诗篇》分两辑,辑一的作者均为城市产业工人,从结果看多是工人出身在新诗史上有其地位的着名诗人,涉及工人题材的诗作。不过这些诗人对工人身份并没有很深的认同感,对于他们而言,诗人和工人这两种身份是割裂的,后者是他们所轻视的或者说要摆脱的,而诗人则是他们认可的第一身份。这种认知使他们并没有有意识地使用自身的工厂经验,是啊,什么题材都可以写出很好的诗,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做到了这一点。

曾经做过工人的舒婷和顾城,只有收入《我的诗篇》中的两首和工厂经验有关。朦胧诗那一代工人出身的诗人不在少数,北岛、江河、顾城、舒婷、严力等都有工厂工作的经验,可是在他们笔下,工厂经验几乎完全消失了。这种缺失除了和对工人身份的认同感较低有关,也是朦胧诗自身的诗观造成的。

朦胧诗是某种陈旧的浪漫主义诗观的回潮,在这样的诗学背景下,生硬的工厂意象——诸如车间、机床、轴承、吊车、螺丝等——如何进入诗歌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我的诗篇》辑一选的诗来看,只有到更具实验性的第三代诗人那里,工业题材和工厂意象才成为他们自觉努力的方向,无论是因为影响力的焦虑还是对自身创新的要求,都使第三代诗人里比较敏锐的诗人将自己的诗笔对准了烟囱和锻工,而且与此相称,于坚和王小龙的诗歌语言,也从朦胧诗时代流行的高调抒情转向平实冷静的口语。

辑一里工业题材作品风格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总的来说仍然反映出他们各自的诗歌风格和倾向,比如舒婷、顾城、梁小斌工人题材诗歌仍旧带有朦胧诗的鲜明烙印,同样王小龙和于坚的工厂题材诗歌,也是典型的第三代诗歌样本,工业题材在他们个人的写作中仍然属于从属地位,并没有成为他们最具特色的标签。

但是和辑二的农民工诗人作品相比,那种巨大的差别则将辑一里的诗归为一类,也就是说,辑一里的诗之间的差别反而变得没那么明显了。当辑一里的那些城市产业工人在写作时,中国的社会化分层还远没有像后来那样剧烈,社会的两极分化还没有造成巨大的难以跨越的社会鸿沟。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是以富有为表征的上层阶级确确实实被摧毁了。

也就是说,这些城市产业工人处在当时社会分层的有利位置,由于社会流动才刚刚获准,他们向更上层的社会层级流动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的,比如通过写作变成受人尊敬的作家、诗人或者记者、编辑。所有这些,使他们在处理工厂题材时有一种相对轻松的心态,正如唐欣在工人诗歌座谈会上所言:“容易写得放松、客观,甚至有些幽默。”他们写工厂,主要的压力来自于美学创新,而不是来自于生存压力。生存压力的缺失以及人在劳动中异化主题的缺失,使得这种写作缺乏批判性。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唐欣的观点:以谢湘南、郑小琼、许立志为代表的年轻的打工诗人写得更好。但是辑二诗歌的隐忧则是,他们的诗歌在风格上有一种雷同性,大体像是出自一人之手,这和辑一诗歌里那种区别清晰的个人化风格就很不一样。苛刻地说,尽管农民工诗人有一种直接来自生存经验的虎虎生气,但是在诗艺的打磨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这也是他们轻视个人诗歌成就造成的,相反,他们对于为自己的阶层代言付出了全部的热忱。问题是,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甚至没有个人化的风格和成熟的诗艺,代言的初衷恐怕也要落空。

如果说辑一着眼点在于对中国当代工人写作的历史梳理的话,辑二才是这本诗选实实在在的贡献,我相信辑二里的那些带有悲剧性的直指底层生存经验的诗作,是秦晓宇最初起意写作那篇刊载于《读书》上的《共此诗歌时刻》的原因。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到此文颇受感动,找到秦晓宇请他编一部当代工人诗选,遂有《我的诗篇》诗集和同名纪录片。

在这个年代产生优秀的“工人诗人”,某种程度上也是形势使然。1950年代以来一直扭曲和失败的农村政策,终于在最近30年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这个带有歧视性的奇葩标签。郑小琼在工人诗歌座谈会上断然否认农民工是工人,秦晓宇则在序言中对此从生产关系上予以反驳,但是我在情感上更能理解郑小琼说这句话时隐藏的愤懑。他们无所适从,只有在“世界工厂”里被无情剥削。这种残酷的生存经验催生的悲情,使这些农民工诗人坚定了自己为底层代言的立场。

和辑一城市产业工人倾向于乐观的情绪不同,农民工出身的诗人作品的底色是晦暗的,基调是沉痛的,他们将一个社会阶层的悲苦诉诸自己的笔端,他们持续地眼睛不眨地盯视着自身卑微的处境,盯视着包围着自己的冰冷的工厂和机床,他们盯视着铁,直到铁生出幻觉变得柔软,露出胆怯和羞涩的本性,而那几乎是他们自己的化身。

一般来说,过分的伤感会减弱诗歌的力量,但是当悲苦正是农民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无法套用批评的教条来看待这些晦暗的、有着浓重死亡意识的诗篇。整个农民工阶层悲苦的生存处境逐渐在农民工诗人的笔下打开,展现出它们浓墨般黑暗的本质。不少农民工诗人有意识地书写身体之殇,往前更进一步就是无法回避的死亡主题,而这正是才华横溢的年轻农民工诗人许立志最重要的诗歌主题。

2014年9月30日下午两点,24岁的许立志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17层纵身跃下,随后微信朋友圈有他的诗作流传,我也是在那时首次看到他的诗,并震惊于他的才华。2015年3月,通过众筹,许立志的诗集《新的一天》得以出版,这本诗集和《我的诗篇》一样,我以为是今年中国诗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翻开这本诗集,被诗句呈现出的诗人悲惨处境让人难受,而浸透纸页的死亡意识则让人不忍目睹。这是怎样的诗句、怎样的诗篇,我们无法不被打动,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有经验的诗人都知道诗句某种程度就是谶语,许立志的许多诗句实实在在地指向死亡,可是不用生命和鲜血来写,这个贫穷羸弱的农民工诗人能动用什么资源呢?对于这样的写作,用文学批评的套路和术语来评判都有不道德之嫌,也许我们可以做的只能是脱帽致敬吧——向许立志,也向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

2015年的汉语诗坛,因为有《我的诗篇》和《新的一天》这两本诗集,显得充实一些了,至少在我眼里,它们胜过一百场在华灯照耀下的高雅的朗诵会。

问:您参加了1980年第一届青春诗会,能否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参加青春诗会对您后来的创作又有怎样的影响?

我们的诗坛,要去掉圈子化、功利化、世俗化,营造良好的诗歌风气。编辑要真正认真看稿,不要因人发稿,而是真正挑选出优秀的诗作。特别是要多关注底层作者的作品。

叶延滨:参加青春诗会前,我在《诗刊》发表了一组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这是我进入青春诗会的入场券。青春诗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文坛的着名作家、诗人给“青年作者”讲课。第一届的讲课老师阵容强大,包括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李瑛等。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了世界诗坛,蔡其矫透彻地分析了一批着名的外国诗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坛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给17位青年诗人讲课,相互交谈、对话、讨论,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十分可喜的开放、宽容和民主的氛围。此时文坛的大家名流,多是刚平反重新回到久别的文坛,与会的青年诗人同样来自生活的底层,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对于我个人来说,参加青春诗会是我告别青春的一次仪式。我写延安房东干妈的诗作《干妈》,就是在这次活动中被邵燕祥老师挑中并刊出的。

现在很多诗的弊端是过于冷静客观以致冷酷,凸显智性却丢失了血性与热情,自动放弃了情感的巨大力量。这样的诗歌没有温度,像温吞水,让人读了感到麻木。很多诗人在写这样的诗,他们尽管在力求显现辨识度,读者却无法从中看到什么辨识度。

当代繁荣而杂芜同在的诗坛,还存在一些令读者感到不满意的问题,认真总结和梳理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诗歌创作得失,会为我们在新时代写出更优秀的诗歌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可能。

作为诗人,要认真倾听人民的心声、社会的呼声,认真负责地对过去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批判、总结,担当起我们的责任。然后,以全新的姿态和面目走进新时代,赢得人民大众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人民和读者是不可以随意丢弃的。今天的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我们能为他们奉献出什么样的作品,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诗人认真思考和面对的。只有把个人血脉的温热和人民、民族的历史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

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打开一期杂志,我们看到的诗,感觉雷同,语言近似,很多句子程式化、流行化。诗人写作的过程近乎原始记录,不动声色,更不动感情。把诗最根本的东西——打动人心的功能,彻底丢弃。只注重表现自我内心,而忽视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动疏离了与读者的勾连。大众对新诗的关注度降低,其责任在谁,不言而喻。

坚守始终与时代同行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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