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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虽然一直对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情有独钟,《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发布时间:2020-01-16 13:39    浏览次数 :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周立波是一位跨时代的作家,也是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他1979年逝世之后,周扬在1983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怀念立波》一文。周扬说:“在各个历史阶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步伐始终是和中国革命同一步调的。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巨大规模及其具有的宏伟气势。如果说他的作品还有某些粗犷之处,精雕细刻不够,但整个作品的气势和热情就足以补偿这一切。他的作品中仍然不缺少生动精致、引人入胜的描绘。作者和革命本身在情感和精神上好像就是合为一体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立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位摆颠倒过。”周扬的这一评价,虽然不是“盖棺论定”,但至今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我们评价周立波革命生涯和文学创作的重要依据。

摘要: 如今的小说作品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值得我们向别人推荐的小说,耐看的小说却越来越少。或许是我们所能够接触到得小说作品数量剧增,过多的选择让人无所适从?或许是我们早就没有了阅读时那种平静的心态?2010年已经过 ...如今的小说作品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值得我们向别人推荐的小说,耐看的小说却越来越少。或许是我们所能够接触到得小说作品数量剧增,过多的选择让人无所适从?或许是我们早就没有了阅读时那种平静的心态?2010年已经过去,回头看看这过去的一年,有几部小说推荐一下的价值还是有的,选择点东西和大家谈谈。2010年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长篇小说,其基本的构成,主要是两个大类,即以职业作家或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写作和以业余或网络作家为主的类型化写作。应当说,传统型的长篇小说,因为偏重审美、注重突破,更多地体现了年度长篇小说的艺术进取;而类型化的长篇小说,因为偏于通俗、贴近市场,更多的意义在于满足多样的读者与大众的消费。有了这样的认知与界定,人们就不难理解,以传统型写作为主来观察与描述年度长篇小说的情形,既是自有情由,也是势所必然。乡土与大地长期以来,因为乡土社会占据中国社会生活主流,以及乡土文学的传统深厚和影响深远,乡土题材写作一直是长篇小说中的主脉之一,不同时期都有突出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这使得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写作突破与艺术创新上,十分困难。但2010年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却在题材领域的延展、写作视点的出新上,让人们感到了不少的新意,看到了不少的亮点,如张炜的《你在高原》、朱晓平的《粉川》、关仁山的《麦河》等。这些作品或者超越传统的规范,在俯瞰大地、面向自然的更为广袤的意义上观照乡土,或者把看取生活的视角拉到最底层,以观念与艺术上的协同求新,来获得新的进取与新的意蕴。张炜篇幅庞大、叙事宏大的《你在高原》,副题便是“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极言其踏勘大地、直面现实的特有品质。全书由宁伽的个人行状与人际关联串结起一个个故事,内蕴包含了历史的回思、现实的审视、乡土的踏勘、都市的体验,以及不同时期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文化人的思索。多人物的声像、多故事的意味,共同汇聚成了一部社会变迁史、人的心灵史的艺术长卷。每一部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总起来又嘲尽人情、摹穷事态,使得这一部长河之作具有着三气合一的鲜明特点,底气十足、元气淋漓、正气浩然。曾以《桑树坪纪事》一鸣惊人的朱晓平,沉寂多年之后拿出了《粉川》,这是他的《苍白》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部作品在传奇性的曲婉故事中,汇聚了十分复杂的人生内涵。“骡子腿”与女相好、马飞雄与女戏子、白三怪与小嫂子——几个男人在兵荒马乱之中不避汤火,奋然前行,而系恋他们、滋润他们的,却是身后的贤良可人、风情万种的各类女性。混乱的时势、浑厚的土地,上演着美与丑、情与仇、爱与恨、兵与匪、男与女相互博弈又相互依附的人间大戏。乡土文化与生殖文化在日常生活的深切融合与自然流动,构成了作品浑象又浓重的特有文化底蕴。这部作品的好看之处与难评之处,都在于作品里的人情与人性,赤裸又赤忱;情爱与性爱,本色又本真。而且,乡土的粗粝与粗野、人性的元素与元气,融合一起构成了乡间生活的原生形态与自然流动,让你一眼难以洞穿,一言难以蔽之。关仁山的《麦河》成功地超越了他此前的乡土题材写作。这部作品通过瞎子艺人白立国的独特叙述视角,以写实与写意相融合的灵动文笔,讲述了麦河流域的鹦鹉村上世纪初至今长达100多年的历史演进,包括土地流转的新形式和百年的土地史,小麦文化和麦河流域的民俗、以及艺人“瞎三”自身的形象、贪官的落马、卖淫女的自救、曹双羊的发家史等等。这一切使得小说在对于乡土的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与描述上,不仅极有广度,而且卓有深度,还别有厚度。作品在保持现实主义基调的同时,不时透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善庆姑娘变鹦鹉,百岁神鹰虎子的三次蜕变,虎子对过去与现在的通晓、对未来的预知,人与死者通过泥塑对话等等,都使《麦河》呈现出一种魔幻般的神秘气息与浓烈的民俗风格,并与土地的异动、大河的流动、小麦文化的积淀等桴鼓相应,相映成趣,构成了一曲有关土地的炽情恋歌与深情颂歌。边地与要津长期以来,由于远离中原大地与中心都市,地理上属于边疆与边境的地区,既是游移于主流社会生活的边远之处,又是游离于主流文学写作的边缘之地。但在现当代以来,这种情形在社会演进与文学发展中,都有较大的变化与改观,边地不仅成为国家的要塞,而且成为文学的要津。这些年甚至在“西藏题材热”、“宁夏西海固作家群”等,形成一些不大不小的热点与焦点。2010年的边地题材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继往开来的。其中,宁肯的《天·藏》、范稳的《大地雅歌》、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等作品,在边地题材的自出机杼与独辟蹊径上,因格外注重地域文化中的独特精神,各有其亮点,犹有代表性。宁肯的《天·藏》书写不同人等的藏区生活,却选择了一个精神的制高点,那就是由从佛教学者马丁格要与来自法国的父亲让—佛朗西斯科·格维尔“对话”为主线,串结起一系列的“对话”。他们那谈锋睿智、内容丰饶的对话中,怀疑论哲学家的刨根问底的质疑、佛教信奉者深入浅出的答疑、西方哲学大师长于逻辑思辨的严密推理、东方学新锐善于形象联想的出色演绎,都显示得锋芒逼人,展现得酣畅淋漓。在马丁格和让—佛朗西斯科·格维尔父子“对话”之外,作品还让更多的“对话”同时展开或交叉进行。此外,还有藏人与佛学在“对话”,汉人与藏人在“对话”,人们与自然在“对话”,现实与历史在“对话”。身体与精神在“对话”,自我与存在在“对话”。“对话”是交流与交往,“对话”是生活与生存,一切都在“对话”中,“对话”构成了关系,形成了人生,组成了世界。通过这种表述方式,作者不但言说了无法言说的,表达了难以表达的,而且在一部作品里囊括了西藏的魅力、佛教的要义、精神的奥秘、人性的诡异等多重意蕴,让人思考不休,咀嚼不尽。 范稳的“藏地三部曲”第三部《大地雅歌》,与他的前两部作品不同,以一种浪漫的风格回到世俗的人生,那就是用一段有信仰的爱情来诠释一个时代的风云。作者以汉藏结合地带的康巴藏区多种民族、多元文化、多种信仰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为题材,描述新旧两个时代不同的信仰状态和因信仰而造成的曲折多变的人物命运。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里,所有的人因为“爱”和“爱”的冲突——宗教之爱和世俗之爱,而互相伤害与被伤害。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写出了三种力量的交叉碰撞:藏地佛教的神性力量、基督教在藏地的影响力、性爱引发的自我拯救力量。而这样三种力量又贯穿于“爱”的主题中,具体化于扎西嘉措、央金玛与格桑多吉之间爱的关系中。范稳在这部小说中,力图对藏地文化去神秘化,对佛教去神圣化,写出藏地文化与佛教的悲悯情怀,以及更具有人情味的世俗经验,让男女之爱走向人类“大爱”。他为他的这些意向找到了一个好故事,而这些好故事也遇到了他的好文笔,一切都称得上心手相应,侔色揣称。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从书名上望文生义,会以为是动物小说。其实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写狼不如说是写人。作品由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一支解放军测绘分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发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既真切地表现了为保护生态环境、拯救生态危机而战斗不息甚至付出生命的英雄,又无情地揭露了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破坏生态的恶人与恶行。作品由此既向人们发出警示:不能再无视自然与动物的存在,否则大自然就会以它们的方式来惩罚我们;又向人类自身发出诘问:贪欲与权欲有如瘟疫病菌,不加预防就会腐蚀肌体,并使人性变异。小说书名叫“可可西里狼”,其实有着深刻的用意。读了作品,就会知道:真正的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狼性。狼性一旦吞噬了人性,人就变成兽,变成魔,这比起狼来,不知要可怕多少倍。这是生物与生态的切肤忧患,更是人性与人类的忧深致远。历史与个人作为个体的人,必须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生活于一定的历史进程之中,而不同的社会阶段与历史时代,又为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背景与环境,这使个人的人生演绎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因此,一定历史中的个人的境况、命运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反观历史、考察人性的重要参照,也成为文学创作中经常性乃至经典性的描写主题。2010年的此类小说,虽然为数并不很多,但却姚黄魏紫,各具其秀;春兰秋菊,各有千秋。艾伟的《风和日丽》;由尹将军的私生女杨小翼寻找父亲的艰难过程,审问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也审视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因为父亲身居高位后的难以由衷和自有苦衷,杨小翼及其生母杨泸的一生不幸与命运坎坷也就必然注定。渐渐地,作品又由杨小翼的命运坎坷,尹将军的舍情取义,以及相关人物的彼此影响的悲欢离合,揭示了在政治至上、革命至上的那个特殊年代,“政治”对于人情的忽视,“革命”对于人性的漠视,由此实现了对过往历史的深刻回望与深切反省。乍一看来,似乎是尹将军影响了杨泸,杨泸又影响了杨小翼,杨小翼又伤害了伍思岷、祸及了尹南方、影响了刘世军。其实,从尹将军起始,每一个人都是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子,他们都是被时代风云所裹挟,为社会潮流所冲刷,是历史悲剧中的个人角色。可以说,《风和日丽》是以杨小翼60年的个人遭际的坎坷,来透视革命历史60年的得失。人性百态与人生诸味,都在其中,不一而足,让人荡气回肠,引人深长回味。张者的《老风口》在当年的马指导员讲故事、摆龙门的过程之中,以连长胡一桂的坎坷经历为主轴,展开新疆建设兵团26连十数年间可歌可泣的屯垦史,从而也折射了兵团人半个世纪可歌可敬的戍边史。在胡一桂那些看似异常又似乎背运的遭际里,人们不难读出他的包裹在突兀、莽撞外衣里的英勇无畏与敢于负责、任劳任怨与机动灵活,他以他的失察、失误,换来的是连队的发展、他人的幸福。也许从他的总是不合时宜的遭际里,我们还能读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军事化的兵团体制下,一个有个性的生命个体与讲服从、讲共性的强制性需要、集体性组织之间,存有的明显的矛盾与隐性的纠葛,以及置身这种矛盾与纠葛之后的顺应与探索、忍耐与坚持。在矛盾中前行,在困苦中奉献,把自己的青春挥洒在兵团的事业中,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新疆的屯垦中,这既是胡一桂这个典型人物的大半个人生的写实性素描,更是以胡一桂为代表的老一代兵团人的一个历史性缩影。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是以历史上的鼠疫灾难为背景的,但展开的画面却超越了灾难本身,可以说是借鼠疫这一灾难透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寻索“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因此,灾难面前的人性呈现成为作家最为看重、小说最为突出的内容。在鼠疫带来的天灾中,虽然也有伍连德那样力挽狂澜的英勇壮举,但更为常见的还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有人被吓坏甚至死亡,有人萎萎缩缩,也有人从容淡定,还有的人毅然奋起。在鼠疫造成的日常生活变异中,不同的人物都自然而然地展现着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也都顺理成章地演绎着各自的爱恨与情仇、危机中的生机、暗夜中的曙色、人性中的闪光。小说由市井图的精描细画与小人物的悲欢哀乐,再现了历史的一页,更留下了深长的意味。这种意味显然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普通人面对灾难的难以抗拒和惨烈命运,另一方面又是底层人由个体的隐忍构成的群体的坚韧。历史改写着人,人也改写着历史,这便是人与历史同在的原由。罗伟章的《大河之舞》探寻的是巴人在历史中消亡的秘密。作者曾告诉人们:“我所写的,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对现实人生的观照。我希望把历史和现实打通。”事实上,作品由一个女疯子的影响、三条大河的流变,串结起一个神秘民族的远古前史与近世故事。人类的困惑和突围、文化的传承和流失,以及神界和人界、传说和历史、荒诞与现实、政治风云和种族命运等,都成为一场场凄美而决绝的舞蹈,在三河流域和罗家坝半岛上隆重演出和黯然谢幕。作者对于罗家坝半岛及巴人后裔未来命运的描写,呈现出半是颂歌,半是挽歌的两难与困惑:看似热闹而璀璨的巴人遗址、观光农业、五星酒店、巴人街等,在强化着现代化与产业化的同时,却也在加速着巴人文化的快速消亡。一个独特民族群落的“大河之舞”越来越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可以说,作品是一个民族群落与精神文化的纪念碑,由此悼念这过早消亡的民族,由此缅怀不该消失的历史,这无疑既让人唏嘘又引人反思。 都市与时弊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生活,基本是乡土一脉占据主流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生活,重心一直在向大大小小的都市位移。这种时代的变迁与现实的境况,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使过去并不发达的都市写作蓬勃兴起,渐成气候。但也不言而喻,因为都市承载了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碰撞,乃至理想的打拼、欲望的博弈,从生活现象到人们内心,都呈现出一种驳杂与混合的状态,如时尚与时弊兼有、希望与失望并存,等等,使都市生活成为折射当下人生与现代人性的一面多棱镜。这使它既由此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新的变异,又体现着文学自身的新的进取。2010年的小说创作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由“问题孩子”的角度切入当下都市,他是把生存环境看成一种特殊的“土壤”,通过少年张冲在学习与成长中,被家庭与父亲、学校与老师层层约制与重重打磨,从而变异成为一个“问题孩子”的过程,来反思传统文化与应试教育自身的严重问题。让人感到痛心的是,本来都是亲人,但后来却成为路人,甚至成了敌人。这是压力的后果,也是培育的结果。张冲的悲剧是张家的悲剧,其实也是教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问题少年其实折射的是问题父母、问题老师、问题教育。这个作品不是简单的父与子的问题,而是把当下的很多现象,把如何对待人、教育人等很多问题融合进来。作品充满深切的反思与愤懑的反诘,但这一切都由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自然而然地带出,读来在引人入胜之中令人警醒,让人汗颜。李师江的《中文系》也涉及了当下都市里的大学教育,以主人公师师的友谊与爱情为线索,描写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校园的生活。高墙之内的大学城是现代都市的小社会,在这里,学术与市场、清高与媚俗,自然而奇妙地混合一起,让人难以分辨,苦于应对。小说洋溢着青春气息,也流淌着幽默情趣,以一种不修边幅的真实,展示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也写出了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小说既由师师、凯子与左堤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友谊与爱情、忠诚与背叛的相互纠结;又由理想主义和现实社会的冲突与博弈,展示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也写出了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小说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具有一种逼真的生活质感,同时也以成长的回溯、自我的反省,给人们带来诸多的人生思考。徐小斌的长篇新作《炼狱之花》以神女海百合与作家天仙子为两条主要线索,构成魔幻与现实相交织的叙事方法,但两条线索都指向社会文化生活的媚俗与混乱、势利与丑陋。单纯的百合在人类世界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各种艰难险阻,充分领略了尔虞我诈、欺世盗名、见利忘义、口是心非、指鹿为马、恶意中伤等人类惯伎,当善良无法阻止恶的蔓延的时候,她决定以恶制恶。而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天仙子始终与这个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最终只能遭遇到冷落和凄凉。而她在女儿曼陀罗死后有感而发地说道:“我们从小被教导要追求真理,可是我现在倒是觉得,从现实出发,还不如学习如何制造比真理更合逻辑的谎言呢!”这是她的感言,也是她的失望,更是她的控诉。有了这样的真人真言与实话实说,《炼狱之花》便由浪漫与奇幻的艺术方式,直击当下的社会现状与文化现实。作品在体现作者潜在的智力与能力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超常的胆识与勇气。潘向黎的《穿心莲》,由一个知识“剩女”自身的情感经历与感知到的他人的情感生活,涉及到当下都市社会里最为常见而敏感的爱情话题。专为迷失在爱情和婚姻里的人们答疑解难的情感专栏女作家深蓝,因惨痛的情感经历早已不相信爱情,抱着“女人要自强”的观念和男友过着索然无味的同居生活。然而,一个向她发出求救信息的女读者,却迫使她重新审视情感的深不可测。原先清晰的,又变模糊了,原来坚定的,开始动摇了。在这看似退步的情形中,她其实更添了一份清醒,更多了一些自知。“没有自由的爱,没有爱的自由,我都不要”。这是深蓝个人关于爱情长考的最新答题,也是一个抛向女性与社会的严峻问题。作品在行云流水般的叙事中,既诘问着爱情,又拷问着人性。在上面的几部书中,有的在本站中已经介绍过,多少是值得一看的小说,也是在为数众多的小说作品中比较耐看的小说,把这些小说推荐给大家吧,让您在有暇时刻细细品味一下这些不错的小说。

摘要: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纷繁富饶,从中生长出众多经典的文学作品。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曾以此为背景创作出了不少经典之作,如《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近几年,严歌苓再次将关注的视角投向这段千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纷繁富饶,从中生长出众多经典的文学作品。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曾以此为背景创作出了不少经典之作,如《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近几年,严歌苓再次将关注的视角投向这段千疮百孔风云际会的历史现场,创作出将近40万字的《陆犯焉识》,由作家出版社在2011年11月隆重推出。这是她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转型之作。从《第九个寡妇》到《小姨多鹤》,再到《陆犯焉识》,严歌苓创作生涯中的众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部头长篇之作均在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在这里,我们与读者一起共同见证了一个在胸怀、气象上都让这个时代文学更为丰盈多姿的作家的不断成熟和完善。严歌苓的小说向来重视人物塑造的丰满与厚实,人物始终作为故事永恒的内核而存在于一次次娓娓的讲述中。《第九个寡妇》中至情至性、“像豹一样的野性女子”王葡萄,《小姨多鹤》中美丽、坚韧、低调的日本女子多鹤等,都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人物画廊贡献了独特的个性存在。严歌苓的最新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是其继《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重磅作品。严歌苓近年来一直萦怀于对自身家族史特别是对其祖父人生遭际和精神世界的探寻。依此多年的功课,《陆犯焉识》以深远的济世情怀,将知识分子陆焉识的命运铺展在中国政治这块庞大而坚硬的底布上,从而检视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此次严歌苓将关注的视角从女性人物转向男性人物,将知识分子陆焉识放置在中国二十世纪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传奇的个人经历熔于一炉,从而谱写了一曲政治与人性之歌。《陆犯焉识》中,作为故事的主人公,陆焉识迥异于严歌苓以往小说中众多光彩熠熠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成为独特的“这一个”。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公子型的少爷,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也会讨女人喜欢。父亲去世后,年轻无嗣的继母冯仪芳为了巩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软硬兼施地使他娶了自己的娘家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毕业回国后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也开始了在风情而精明的继母和温婉而坚韧的妻子夹缝间尴尬的家庭生活。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 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主人公陆焉识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的想象——正直、善良却又不失圆润与聪慧。他身上有着旧时代文人浓郁的华贵气息,自尊与自傲是其捍卫自由的精神底线。而他的自尊与原则却与他所置身的社会与政治环境间出现了抵牾。作为一个文人,他处处以自己的原则作为行事的指南,不论是在国外求学的华盛顿,还是在国内教书的重庆、上海,外界强加的政治导向对他丝毫没有约束力,他依然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处世原则与人格独立。即使在重庆教书期间因为“政治觉悟”问题曾被当局拘禁而度过了几年囚徒生活,他在释放后依然坚持己见毫不动摇。终于,在更大的政治风波中,他作为“反革命”而被判无期徒刑,在西北大荒漠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劳动改造。残酷改造岁月让他身上曾有的自尊褪去,他通过伪装成哑巴一次次从生命的绝境中逃生。改造过程不仅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心灵的磨砺。他的高调与激越在精神的贫瘠地上日渐萎缩,直至最终湮没。《陆犯焉识》再次将二十世纪的中国百年历史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将知识分子陆焉识在历史和政治的夹缝中的艰难挣扎与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自由”是以陆焉识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精神所在,是其付出沉重代价所追求的精神归宿。为了坚持自由,他与时代、政治百般周旋,但也并未磨合出一条双方皆欢的结局。故事结尾,被释放后回到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他再也找不到曾经的家,曾经的爱人,曾经的位置,世俗的眼光再次将他判了无期……人性深层的悲哀跃然纸上。在主人公陆焉识身上,严歌苓寄寓了对祖父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探寻,也间接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身上的坚韧与理想的仰望。同时,《陆犯焉识》又创造出了一种爱情模式。在前半生的陆焉识眼里,冯婉喻并不是作为所爱的人而存在,而只是继母强加给自己的另一半而已。他并无愧疚地在华盛顿和重庆两地谈了两段不长的恋爱,并试图从中找到所谓的真正的自由爱情。后半生在西北大荒漠上的改造过程中,在枯寂中反刍与冯婉喻之间的婚姻,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在这里,回忆具有了强大的改变力量,从而改变了陆焉识的后半生。苦涩年代里的爱情软化了政治的坚冰,成为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而故事结尾处的相遇而无法相认,更是搅动了人物深层的巨大哀痛。爱情,要经历多少磨难,才能穿越历史风尘再次携手?对于严歌苓来说,这个大部头小说的创作,也经历了许多波折。为写这部小说,两三年来严歌苓多次往返于主人公盛年时流连的花花地华盛顿、上海和其后半生作为右派被禁锢的流放地西北大荒漠体察生活,世态的炎凉和命运的多诡尽收眼底。严歌苓写作一贯追求严谨和完美,书稿多次修改,反复打磨,出版社已经经过了两轮编校后,她依然对小说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这部小说名字的确定也颇费周折,先是叫《浪子》,后又改叫《无期》等等,一直觉得不够贴切而又深意,直到最后才最终确定为《陆犯焉识》。小说中无论是对人物的刻画还是小说的整体写作手法,都有着重要的尝试,称得上是一部里程碑之作。严歌苓因其对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精到把握而直接触摸到历史的最底层最细处,进而用最大胆的笔触,直逼了人类精神的灰色地带,用最温情的回眸,抚摸了岁月带给爱情的伤痕。她的作品被称为 “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 她笔下的故事离奇而又平实,冷酷却是温暖;其讲述冷静与幽默同行,温情与练达并重,大有“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之概。通过《陆犯焉识》的写作,严歌苓再次带领我们返回到二十世纪的历史现场,去感受那一段艰苦却丰饶的历史与爱情。那些爱情里,有我们祖辈父辈的身影;那段历史里,有文人的坚持与守望;那些交织而成的人生里,有我们对人性的思考与回味。

解放战争中的延安保卫战,在革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解放战争进程的转折点。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反映这段历史最为重要的战争小说。作家从宏大的视角把握中国革命历史,从对局部和细微的革命战争叙事转向对宏大的革命战争的叙事,这标志着战争小说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小说以高昂的激情、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从正面描绘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杜鹏程在论及《保卫延安》的创作时这样说过:“我要用笔反映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歌颂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歌颂人民解放军、陕北人民的光辉业绩,表达我对彭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热爱之情。”可见,杜鹏程之所以写《保卫延安》,与其说是要“塑造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辉的一代英雄的形象”,不如说是站在当时的政治立场上表达“对彭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热爱之情”更为符合作家的实际情况,这才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起码的职责”。这一写作动机潜在地设定了杜鹏程战争小说展开的疆域,直接显示出自我的文化立场,尤其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对英雄人物带有顶礼膜拜的心理情结,这就使得那些经过“典型化”处理而塑造的英雄形象,已经剔除了与政治话语不甚吻合的部分,使英雄形象更加意识形态化了。对此,杜鹏程曾说过:“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因此,当他“一想到延安保卫战的日日夜夜,想起自己一生中最不平凡的岁月,热血就冲击胸膛。我在战争年代只想写长篇报告文学,后来也确实写了,但不满意。此时,我下决心写一部反映延安保卫战的长篇小说,歌颂人民战争的光辉胜利,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解放军指战员的丰功伟绩,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教育年青一代。”由此可见,“告慰烈士在天之灵”和“教育年青一代”便成了杜鹏程创作战争小说的核心。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周立波初登文坛时,主要从事的是文学翻译和文学评论的工作,他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起就写了大量的文艺理论文章,积极地宣扬和阐发“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强调文学的“思想性”和“理想特征”。在《文艺的特性》一文中周立波说:“情感的纯粹的存在是没有的,感情总和一定的思想的内容相连接……一切文学都浸透了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就是浪漫主义也都深深浸透着政治和哲学的思想。”在《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一文中他强调:“最重要的,是伟大的艺术家,不但是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典型,而且常常描绘出正在萌芽的新的社会的典型……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常常,他们把那一代正在生长的典型和行将破灭的典型预报给大众,在这里起了积极地教育大众、领导大众的作用,而文艺的最大的社会价值,也就在此。”另一方面,周立波同样重视浪漫主义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他认为“幻想”的介入对于现实主义具有的独特价值,他在《艺术的幻想》一文中谈道:“在现实主义的范围中,常常地,因为有了幻想,我们可以更坚固地把握现实,更有力地影响现实……一切进步的现实主义者的血管里,常常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因此,也离不了幻想……进步的现实主义者不但要表现现实,把握现实,最要紧的是要提高现实。”从这些理论表述中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周立波虽然一直对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情有独钟,但是,他并不排斥浪漫主义,他甚至认为浪漫主义是“提高现实”的有效手段。在这样的文学思想里我们可以看到,周立波的现实主义不是封闭的现实主义,而是一个开放的、可以吸纳其他艺术手法的创作方法和文学观念。

杜鹏程的战争小说《保卫延安》,较为全面地塑造了敌我双方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塑造了我军英雄群谱——从高级将领到中层领导再到普通士兵这样一个个带有鲜明个性的英雄形象,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周立波这样的理论视野的形成,与他的文学修养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周立波的文学生涯中,从1940年到1942两年间,他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授《名著选读》课程。延安时期的鲁艺,文学资料的匮乏和教学条件的简陋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周立波在鲁艺不仅讲授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更重要的是,他还先后讲授了高尔基、法捷耶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以及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纪德等俄苏和欧洲19世纪的重要作家。有了周立波的课程,延安鲁艺的文学授课就有了世界文学的视野。而这些无论是欧洲19世纪的文学大师,还是俄苏的文学大师,对周立波的文学观念显然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周立波在鲁艺讲授《名著选读》课,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延安整风之前,但是,在这些名著的讲授和分析中,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在左联时期就已经具有的革命文艺的思想和观点。他在分析托尔斯泰晚年宿命论的思想时说:“为了他的永久的宗教的真理,他要创造永久的人性。然而永久的人性是没有的,延安的女孩们,少妇们,没有安娜的悲剧。”他在分析莫泊桑的《羊脂球》时谈道,大艺术,一定要积极地引导读者,一定不是人生抄录,而是有选择、剪裁,因为“实际的不是真实的”;“而我们更不同于莫泊桑,不但要表现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而且要表现按照生活将要成为的样子和按照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改造人的灵魂的境界”。这些,林蓝先生在校注《周立波鲁艺讲稿》的附记中有详细的归纳和总结。

杜鹏程在战争小说创作之前,由其“身份”而来的文化立场,对其战争小说起到了制导作用。与此同时,作为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的亲身经历者,又使其在创作战争小说时,通过活生生的现实获得了反观自我战争小说的机缘。对此,杜鹏程说过:“干部、战士们的英雄行为,思想品质,深深地教育和感染了我。我深切地爱他们,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都是活生生的,经久不忘。我能讲出许多干部、战士的出身、经历、性格特点、生活习惯,特别是他们的战斗经历等。”“《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连队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连队为基础的。”“我和他们相处多年,对他们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生活语言等等,虽然没有深入研究,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可以说,假设没有这几年的生活基础,也是写不出《保卫延安》中陕北人民群众的形象的;写不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斗争和生活状况。就是在语言方面,我也深受陕北人民的影响。”他深深感到“在大时代中结识各种人,认识各种事物。作家丰富的阅历,人生的经验,是他创作的财富”。这一切都清晰地表明,杜鹏程在对政治的皈依中,依然凸现自我独立的感知,这使他得以完成了从生活到理念、再从理念到生活的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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