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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文学天空异彩纷呈澳门新蒲京网址:,中女性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发布时间:2020-01-07 13:16    浏览次数 :

文学馆的基础是有价值的文学史料。对于创建陆地文学馆而言,抢救散落各地的陆地珍贵资料,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记者了解到,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文学研究学术团队为此不懈努力,他们通过电话联系,上门走访陆地亲属及其生前好友等动员捐赠,目前已收集到《瀑布》手稿、陆地各种获奖证书、陆地墨宝及各版本的陆地作品及研究等各种珍贵资料近千件。

该书对“文学桂军”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对青年作家的挖掘与呈现上。如在《文学变局中的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一文中,作者将目光聚集“文学桂军”中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通过对其饱含着现实与梦境的民族书写,通过对这些作家富于本土化与现代性的多样写作的观察,有力地再现出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成绩。《以精神穿越写作——关于广西的青年作家》一文则将焦点投射在“文学桂军”的“青年小说家群体”和“青年诗歌群”上。作者细读创作文本,分析作家的写作姿态、思想观念、艺术手法等,勾勒出了“文学桂军”中青年作家的基本形象。《平实的收获——2004年广西青年文学扫描》一文则以2004年广西文坛的观察为契机,通过分析这些作家们的代表性作品,展现出“文学桂军”中70后作家群的整体面貌。可以说,对“文学桂军”中青年作家的观察与研究不仅成为《有我之境》一书的最大特色,同时也为今后的“文学桂军”研究作出了方向上的指引。值得一提的是,对青年作家的关注与张燕玲作为《南方文坛》杂志的主编关系密切。她指出,“《南方文坛》对广西的文艺现象特别是对广西青年作家的推介是全方位的”。

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必须与人类文明融合,才可能走向世界。在把握民族话语、尤其民俗与现实的文化冲突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割裂民族话语与其他诸种话语的关系,而应把民族话语化为隐形,人类共性化为显形,就能很好地阐释南方民族文学之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因为在民族差异性与独特性中,探求人类所共有的普遍性才是边地文学的优势之所在,建立人类共通的情感,才可能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桂军在中国文坛实现边缘崛起,与此同时,作为文学桂军重要组成部分和生力军,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享誉文坛的“广西三剑客”之一的鬼子就是仫佬族。壮族作家凡一平则凭借小说《寻枪》《理发师》改编成同名电影成为广西作家集体“触电”现象的代表。随着湘西土家族青年作家田耳的加入,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实力进一步提升。目前广西作家协会共有会员2202人,其中少数民族会员866人,占39%,形成了老中青梯队整齐的多民族作家队伍。老一辈的有韦其麟、包玉堂、王云高、周民震、潘琦、蓝怀昌、韦一凡、苏长仙、何培嵩、凌渡,中青年作家有鬼子、田耳、凡一平、黄佩华、冯艺、韦俊海、红日、严风华、石才夫、李约热、蒙飞、光盘、莫俊荣、包晓泉、周龙、黄鹏等,年轻一代的作家有陶丽群、钟日胜、杨仕芳、黄土路、潘小楼、罗南、李明媚、黄少崇、纪尘、林虹等。这些作家中,瑶族的蓝怀昌、红日,仫佬族的潘琦、鬼子以及壮族的凡一平、黄佩华、冯艺、严风华、李约热、陶丽群、黄土路,侗族的杨仕芳、莫俊荣,苗族的韦晓明,土家族的田耳等,在全国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其中不少获得过全国大奖,如王云高曾获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鬼子、田耳获过鲁迅文学奖,韦其麟、周民震、包玉堂、何培嵩、凌渡、潘琦、冯艺、蓝怀昌、黄佩华、蒙飞、钟日胜、陶丽群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可以说,广西文学数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培养民族作家、继承民族文学传统、努力探索民族文学发展之路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桂军的崛起也是广西民族文学的崛起。而广西民族文学的发展又彰显了文学桂军在中国文学中的特质。

“民族地区生活的差异性、思想情感的独特性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丰富资源,而在差异性与独特性中探求人所共有的普遍性才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优势之所在。”《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认为,虽然那些充满民族个性的生活习俗在现代化的双刃剑下,渐行渐远,但生活深处民族暗语依然潜行,尤其各民族长者的虔诚守护,他们常常生活于梦境与现实中,视梦境与现实同样重要。这样的质地同样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品中,尽管文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少数民族文学那些值得珍视的东西,即那些与汉文化有差异性的东西,常常闪耀着我们梦想的星光。而梦想离文学的经典作品最近,离文艺本质最近。

据罗瑞宁介绍,该校现已成立陆地文学馆创建小组,文学院也正组建陆地文学基础研究与外联机构。

张燕玲还集中审视了广西的女性作家群体。如《在漫游中狂想——林白的〈致一九七五〉》中,她发现,作为“文学桂军”女性作家代表人物的林白,近年来的创作突破了早期的“私人化”写作,进而走向了“渗透着他人生活的众多的个人生活”的创作方式。这既是对新时期以来女性写作在突破自我方面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文学桂军”中女性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玫瑰花开——广西女作家札记》一文中,她抛弃了刻板的分析姿势,而以感性的心态和札记的笔法,描摹出了杨映川、黄咏梅、凌洁、纪尘等女性作家近年来小说写作的基本形态。作者认为:“这真的是一群不一样的女性,她们挣扎在生活的深处,然后平静,再挣扎再平静,并以性灵记下这些生命的痛苦和快乐。‘尽管绝望,仍然守望’,这是女性作家们的坚定姿态,超越年龄,超越种族,超越地域。”这番话既熔铸了作者独特的女性意识,同时又表现出了对“文学桂军”发展状况的深刻关怀。

此后,沉潜20年。广西的文学时空到了1979年,李栋、王云高合著的《彩云归》获全国短篇小说奖;80年代“百越岳界”的寻根文学、“88新反思”;再到1986年底,文论期刊《南方文坛》改版崛起;1997年春,广西在全国较早实施作家签约制、推出文学新桂军;再到1998年,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1年,仫佬族小说家鬼子以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2014年,广西引进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田耳;2015年,移居北京的广西籍女作家林白的长篇小说《归去来辞》进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前十;2018年,另一位移居杭州的广西籍女作家黄咏梅,以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而林白的同乡朱山坡,以短篇小说《推销员》也闯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前十。此外,以东西为代表的新一代广西作家的作品纷纷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还被翻译为十数国文字,走向海外。还有王勇英的儿童文学创作,辛夷坞、余思、我本纯洁等人的网络文学,“80后”的小昌、“90后”祁十木的小说,凡此种种,引进来走出去,广西的文学天空异彩纷呈,尤其小说家们多样化的艺术探索,既植根于传统,又别于前辈多拘于传统生花的创作之路,各自创造了自己小说样貌的独特美感,或犀利劲道、野性先锋,或丰润深厚、灵动隐忍,既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现实感与时代感,又实现了各自的美学建构,以及广阔的艺术多样性,成为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不足,在于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的发掘不够。这集中表现在对民族主题、题材、人物、语言、风土人情的文学表达停留在现象层面,未能深入民族文化本质,同时也表现在对民族矛盾的有意回避和简单处理上,未能描画出民族性与人类性、传统性与现代性、全球化与多元化的碰撞中复杂、细腻、矛盾的民族心理发展轨迹。就对民族文学发展的理念而言,二元对立的思维对创作观念的更新构成阻碍。要么是抱着狭隘的民族观念,只强调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形成封闭和保守的创作格局;要么片面强调开放性和世界性,有意淡化甚至“摆脱”自己的民族身份,造成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的削弱。

除了这些方面,还需要“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吴泰昌感慨:“这次有机会到百色采风,完成我多年一个心愿。以前我曾到桂林永福县,那里长寿老人的生活场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广西一直给我一种神奇感,繁华之中很静美。红色文化、生态文化与民族文化一样是珍宝。广西有这么好的文化资源,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充满信心,沉得住气,越是心静越能潜心创作出好作品。”

桂籍旅美作家、广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陈谦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认为文学艺术的要义是追求作品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而地方性就是一部作品的文化指纹,就像一个出色的歌者,必须要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一样。只有拥有他人难以复制的品质,文学作品才可能具备真正的艺术价值。

(作者:钟世华,系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二级作家)

这是《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开篇。东西笔下生风,王家宽父子的刮草声混合着马蜂肆意袭人的嗡鸣巨响,瞬间揭示了盲父亲聋儿子无法避免的人生艰难,以及语言也无法与世界沟通,更无法获得援救的无助与窘困,令人心悸,更具悲剧性。读后20多年了,至今记忆犹新。底层生命的卑微与坚韧,人生错位新生的悲剧,一一催人直面现实与人性,无疑,我以为这是一部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中篇小说。

广西有12个世居民族,包括汉族和11个少数民族,即壮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这些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各民族作家经过长期努力,共同创造和形成了绚丽多彩、摇曳生姿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景观。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当前突出的问题是题材相对狭窄,乡土题材、亲情题材扎堆,能够驾驭重大题材的少数民族作家较少;缺乏宏大叙事之作,写作出现同质化、重复化、类型化,原创性严重不足。”石一宁一语道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存在的弊端,并倡议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在生活的“点”上进一步深入,在生活的“面”上进一步扩展,“视野有待拓宽,阅历有待增广,观念有待转化”。

作为广西文坛的旗帜性人物,陆地一生创作颇丰,尤其是创作的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1960年出版后引发全国反响。著名学者李鸿然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专章评论道:“在国家文学坐标上,其地位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该书具备着强烈的地域色彩,以地域的视角彰显出“文学桂军”的创作实绩,这集中体现在对一些作家群体的观察上。在《风生水起——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作品札记》《从“鬼门关”出发——成长中的玉林作家群》《山里山外——〈都安作家群作品选〉札记》等文章中,“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玉林作家群”“都安作家群”等代表性作家群体进入张燕玲的批评视野。她聚焦地域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本体作用,集中谈论了这些群体对于“文学桂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又立足于民族性、文化性的视角,指出这些作家在地域景观呈现上的突出贡献。而作家们则通过饱含民族性与文化性的写作,获得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并最终确立起了“文学桂军”在当下发展的独特景观。当然,张燕玲并非是孤立地看待“文学桂军”,而是借助海南、广东、四川等其他地域文学的观察,以深刻的对话方式与开放的眼光,将“文学桂军”放置在全国文学的发展版图之中,在呈现其近年来发展实绩的同时,有效地确立了“文学桂军”的独特性。

正如陈思和在“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究小辑的主持语所言:“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化共生地带,语言文化非常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白一代、东西一代壮年作家力作不断,李约热、朱山坡等青年作家平地崛起,陈谦等海外华文作家影响日新,文脉不断,枝繁叶茂,成为当代文坛一道奇观。”

如上所述,无论从民族作家梯队来看,还是从民族文学与广西文学整体、广西民族文学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维度来看,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都是充满活力、特色鲜明的。当然,新时代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也还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存在不足和短板。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冲力和后劲,如何打造和强化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这是关系广西民族文学发展的现实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有全国影响的名作家还不够多;直面时代现实、深刻反映民族生存命运和创造实践的优秀作品还较少;长篇小说更是弱项,近30年来一直没有长篇小说获过全国大奖。二是发展不平衡。壮族、瑶族、侗族、仫佬族等民族的文学发展相对繁荣,都有民族文学领军人物;毛南族、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民族,中青年作家出现断层现象;京族、彝族等世居民族还缺乏本民族作家,多年来没有作品在国家级层面发表或出版。三是个性特色有待强化。相对于广西民族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省、自治区的民族文学及区域文学的民族特色和优势而言,广西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从整体上看还不够明显。壮族作家能够用壮文创作的屈指可数。这不仅表现在民族题材、民族形象、民族主题、民族语言的作品数量减少,而且表现在思想观点、理论批评、价值取向的模糊上。强调民族形式而忽略民族内容,追求现代性而割裂传统,迎合全球化而抛弃本土经验等等。就民族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而言,作品往往有民族文化之“名”而无民族文化之“实”,注重民族形式而轻视民族文化内容,强调民族文化发展而忽略继承等。这就导致了作品中缺少应有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

关于母语创作与翻译问题,新疆文联副主席阿拉提·阿斯木表示,新疆多个地方对少数民族文学比较重视,国家层面也给予相应支持。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是通过专业培训开拓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新领域,打通与外界并轨的文脉。具体做法是,与全国性文学刊物联合举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南北疆联合举办母语创作培训班,同时进行文本翻译专业培训,比如把其他省份优秀作品翻译成母语进行交流,把本身母语作品翻译为汉语向外界传播。如此一来,各地创作热情被调动起来,还培养出一批创作人才和翻译人才,进一步推动新疆文学发展。

由于陆地精神的感召,邱华栋、李洱、黄发有、林白、张燕玲、林那北、朱山坡等区内外评论家、作家出席了揭牌仪式和同期举行的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杂志和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共同发起的《南方文坛》年度奖颁奖暨“今日批评家”论坛。

张燕玲的《有我之境》(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尽管不能看作是对“文学桂军”发生与发展状况的研究专著,但其中所触及的“文学桂军”在近些年来的发展形态,以及所包含的敏锐的批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学桂军”的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并成为窥探“文学桂军”发展现状的一面镜子。

可以说,年轻一代作家已经以自己独特的写作经验,在前辈的肩膀上,重新发现了某种属于文学、属于地域、属于这个时代的奇妙想象与张力。

为此,首先要进一步整合民族作家队伍,建设和打造民族作家群,形成民族文学发展的合力。广西目前作家群有很多,如相思湖作家群、独秀峰作家群、桂西北作家群、桂东南作家群、北部湾作家群等。但是从民族文学角度打造的作家群尚未形成,未能在创作实践中形成民族作家群创作活动的自觉意识,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未能形成对民族作家群进行整体建构和研究。因此,广西民族文学发展须在坚持民族性和本土化的基础上,以民族文学集群的形式实现边缘突围,着力打造民族作家群和各个民族的文学领军人物,形成民族文学发展的整体优势。同时,要着力发现和培养人口较少民族作家,通过重点扶持的方式保障11个世居少数民族文学的平衡发展。

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郭雪波也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多是‘草根’出身,多来自基层。现在所面临的不是‘深扎’问题,而是如何把这么多年‘深扎’融入血脉的‘基因’更好地流淌成文字,如何形象表达以让更多的人接受。”在他看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实力并不弱,但可惜的是,一些作家对民族母语脉络缺乏深入了解。打通“血脉”,需要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现状有深刻了解。地域、气象、习俗、母语等对民族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只有与民族生态、历史、文化进行灵魂对话,才能创作出具有民族精神内涵的作品。

出席揭牌仪式的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创建陆地文学馆,传承民族文学经典,打造本土民族文化品牌,创造别具一格的“文学文化景观化的创意平台”馆藏展示,不仅可以促进地域和壮族文学的持续崛起,还可助力旅游产业发展和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对崇左乃至广西推动并加固“壮汉一家亲”将发挥重大文化作用。

这部研究力作共分“四辑”,共计76篇文章,专门研究“文学桂军”的文章近30篇,所涉及的作家包括林白、东西、鬼子、李冯、朱山坡、李约热、光盘、纪尘、杨映川、黄佩华、王勇英等。从地域的角度来说,作为广西人的张燕玲在书中以“内面的人”的视角,集中展示出“文学桂军”在当下的发展状况,她尤其通过对他们创作中所凸显的广西地域、民族、文化等要素的剖析与观察,构建出了“文学桂军”研究的当下景观。

东西的作品生长在野气横生的广西,充满着寓意和野草般的文学想象。2016年初,我第一次把东西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称之为“命运三部曲”。可以说,这个三部曲一以贯之东西对命运的不懈追问,其决绝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既坚定执著关注民间苦难的平民立场,又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形成井然密实的结构,棱角分明的主人公构成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命运诡异坎坷赋予小说的狠毒绝望与野气横生。比较独特的是东西有东西幽默,那是一种含泪的笑或说一种凡间的快乐,使其小说中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人物充满荒诞感与艺术张力。同时,我认为最能体现东西的小说理念的,还是他的中短篇小说,这批小说往往内容也是形式,以小人物的艰难人生想象出巨大的文学寓言,显示出东西在形式上的极端追求和对情感的诚实坚持,颇具先锋性。《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叙述把失聪儿子、失明父亲和哑巴儿媳放在一个野气横生的文学场域,让瞎子发问,哑巴点头或摇头,妻子再把看到的说出来告诉瞎子。这既是内容,更是形式。东西长于处理想象与现实、肢体与语言、形而下与形而上、人性人心与时代精神症候的关系,使隐喻的寓言力量与文本的活力穿心而过,充满艺术张力与批判性,直抵世道人心。像《没有语言的生活》那种手持解剖刀,刃刃见血骨的野性劲道,今天都是稀罕的,就是近期东西的小说都少有如此精细精彩的叙述。他很多的中短篇小说都有着出色奇崛的艺术想象力和决绝的现实批判精神,又呼应着南中国山林的野性,使这脉陡峭的剑走偏锋的文风,一如八桂大地遍地的野生植物,散发出生猛奇异、蓬蓬勃勃的活力,并成为当代中国一个独有的文学存在。

其次,是秉持精品意识,塑造民族文学形象,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广西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学传统,新时代的作家需要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民族文学品牌打造,归根到底,有赖于民族文学形象的塑造。民族文学是广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形象的构建,也是文学桂军得以彰显文化认同和审美标识的重要途径。

广西作协主席东西从小羡慕少数民族作家的特色基因文化。他认为,现在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相互融合,不分你我,时下对文学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每个作家都可以从不同标准中追求自己所需。同时他感觉到,面对当下文学创作同质化的现象,需要处理好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少数民族作家优势比较明显,如果将丰富性和独特性丢失,那就十分可惜。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作家应从渴望被人了解到深入了解自己,不要总是处于“展示”状态。如果少数民族作家不多了解自己内心,不注重“内观”,那么永远只能停留在“展示”的层次,出不了真正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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