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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经典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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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次年参加了左翼作家罗西组织的广州普罗作家同盟

发布时间:2020-01-07 12:03    浏览次数 :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作为草明所描写的东北解放前后的企业工人的后裔,我难以忘记几代产业工人为民主革命胜利、为新中国工业化和国家建设做出的巨大的历史贡献和牺牲,更不会忘记在中国文学中第一次用歌颂和赞誉的笔调,描写和赞美他们、把共和国不应该忘记的他们写进文学史的草明。也许是历史的机缘,使我有幸走进草明的文学世界,并谨以此文,向草明表达一个产业工人家族后代的历史敬意。

纳丁·戈迪默

戈迪默的作品以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白人和黑人社会为背景,描绘了南非的政治格局和动荡的社会、以及白人和黑人觉醒后的革命运动。她揭露了隔离政策给男人和女人、子女和父母之间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了人物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高压下的反抗意识。

戈迪默的写作主题及身处的社会背景使她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国外后殖民文学批评对戈迪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专着、学位论文、研究论文以及各种评论文章数量颇丰,大部分离不开对其作品的话语特征分析。国内戈迪默研究也主要沿袭后殖民文学话语分析研究,具体作品个案研究的期刊论文较多,研究专着或学位论文较少。总的来说,学界对戈迪默作品中抵制殖民主义、颠覆和解构殖民话语的后殖民话语特征多予以首肯,肯定性的代表观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戈迪默对黑、白种族关系刻板模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戈迪默的叙事模式对西方文学传统范式的颠覆;戈迪默对南非非种族混杂文化的建构和预期。戈迪默被认为在南非的解殖民化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斯蒂芬·克林曼认为戈迪默克服了困扰很多白人写作的“殖民困惑”,“深深地融入了发展中的南非非种族文化”。国内学者王旭峰说她的写作伸张正义,“充满了对新南非美好未来的爱与希望”。

然而,另有批评家从戈迪默作品话语特征的分析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她是一个白人殖民作家,她的小说“根植于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对南非黑白世界的反复呈现强化了殖民话语典型范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凯斯琳·瓦格纳说戈迪默虽然处理“后—殖民现实的种种事物”,“在本质上却卷入到一些殖民主义原型范式中”。蒂姆·布勒南认为,戈迪默和其他“来自白人联邦各国的作家虽然明显地起着调和的作用,但最好纳入欧洲帝国小说的范畴”,“他们太像那个虚构的所谓主流的‘我们’”。此类评论直指戈迪默陷入的殖民共谋问题,而她的白人身份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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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戈迪默的小说,尽管政治色彩浓郁,道义上的迫切感贯串其中,却不失文学性和艺术性,显出非同寻常的力量。戈迪默常用清新隽永中透露着灵气的散文诗般的语言,配以象征手法,使得作品充满诗意。同时戈迪默擅长心理描写,笔法细腻。

尽管极具政治责任感,但戈迪默的作品不是对政治的简单图解,不是鼓动性的宣传文本。她摒弃脸谱式的人物刻画,小说中所有人都难逃种族政治带来的劫难。在以沙佩维尔惨案为背景的《失落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离异的年轻白人女子遭受着身体政治的煎熬。在短篇小说《跳跃》中,仇恨黑人的非洲白人男子帮助白人重夺政权,后又因白人暴行而背叛白人,最终精神崩溃,在自造的恐怖囚房中颤栗。另一短篇代表作《士兵的拥抱》描写一对同情并帮助黑人革命者的白人夫妇,在欢庆革命胜利的日子里,从单纯的喜悦转入反思和审视,在严峻现实中发现了种种不合理,于是惶惑忧虑。这种悖论式的笔法将容易流于种族问题情节剧的戏剧冲突化解在深刻复杂的广阔人性环境之中,不单纯依赖戏剧情节的发展。戈迪默还逐步尝试西方现代小说技巧,采用复杂的叙事结构和象征体系,叙述视角在不同人物之间不断转换,人物行为、对话和意识流相互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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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戈迪默能够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用真实的历史逻辑演绎出合乎情理的虚构。她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贵宾》的背景不是南非,而是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刚登上总统之位的慕韦塔和革命功臣施因扎互有政治成见:前者视后者为危险人物;后者认为前者已背离初衷,与过去的白人政权一样腐败。果然,施因扎发动全国总罢工,慕韦塔派兵镇压,主人公布雷这位贵宾则在混乱之中被打死。小说以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凸显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直面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与种族隔离时代不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小说中,戈迪默笔下的人物大多对自己的身份有清晰认识,由此带来的强烈负罪感让他们心力交瘁,渴望救赎。在《家乡话》、《第一感》、《遗产》等小说里,政治斗争、种族偏见、信仰危机始终伴随着主人公,他们都怀疑自己的身份,但终究都通过爱情、妥协及亲情解决了身份矛盾。但在刻画无归宿感的逃避之举时,戈迪默的笔触有如一场冷峻的战斗,体现出“局外人”的悲凉。

雪漠是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也是东莞市樟木头镇中国作家村第一副村长,系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大漠祭》《白虎关》《西夏咒》等作品。曾获得“第三届冯牧文学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评论界普遍认为,雪漠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是中国文坛其他作家很少涉猎的,在描绘西部广阔生活,揭示西部文化心理方面,雪漠的作品提供了很多话题。

张: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描写二战时期德国人冒死拯救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开始热播,影响很大。每当和外国朋友聊到电影,聊到民族与人性光辉时,总会有人提到中国人在二战期间只想着为自己而战,没有为其他民族作更多贡献的国际情怀,中华民族再有五千年文明,也是黯淡无光的。西方社会在人道人性领域对中国人颇多微词,无论是三五好友闲聊时的无意流露,还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大肆渲染,都让我内心十分酸楚。我一直在思考,文化与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站立不能只是经济上的腾飞,更需要在文化上和精神上站立起来,以积极的心态勇敢地自信地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是一个留学生的我,从那时候起就想为此做点事情。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草明是带着她在东北解放区创作的、填补了现代文学题材领域空白的、为她带来一定声誉的工业题材小说,走进新中国的。在经历了解放后担任东北局宣传部创作组组长、东北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主席、中国作协沈阳分会主席和参加国内外社会活动后,1954年8月,草明把户口行李等带到东北鞍钢落户,担任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在鞍钢期间,草明除了实际工作、指导工人写作、创作若干散文以外,主要工作是在现实生活体验和思考的基础上,构思和写作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并在1959年完成后发表于《收获》9月第五期。这部表现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钢铁基地的生产发展和工业发展模式的小说,内容与人物的丰富性远超此前的几部作品,工业部长、市委书记、钢铁厂的政治与业务中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基层工人等,举凡新中国50年代工业建设的各类各级人物,都有描写和表现,且不乏较为成功的形象,同时也安排了老区人民支援钢铁基地建设、技术专家型厂长的爱情与家庭矛盾、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等情节线索和场景,可以说,50年代共和国大规模工业建设时期涉及到的政治、经济、权利、性别、路线、政策、城乡等各种关系和话语,都包含和熔铸于这个现代化的工业空间,换言之,在自然空间基础上人工制造和切割出来的工业基地新空间里,包含着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权利、话语和想象。因此,这部小说不仅继续存在着草明此前小说的革命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和装置,而且更为丰富地描写和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的工业空间环境中,工人阶级主体性、主人公地位和民主化管理,与工业现代性所必须的权威和专家治厂的关系与矛盾,建基于工业主义逻辑的权威主导和科层分工的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道路即“马钢”模式,和以发扬工人阶级主体性、淡化权威、以大跃进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鞍钢宪法”模式的对立,以及包含在工业化道路与模式背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争执等,都在小说的叙事中被具象地表现出来。当然,绝对追求政治正确的草明,其小说的倾向和主题自然肯定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正确性与光辉性,但是,有深切工厂实践体验的草明也没有绝对废弃和否定工业主义逻辑的专家治厂、科层分工的合理性,她只是希望工业建设和发展的现代性逻辑——专家和权威的主导性,能够与中国特色的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体性和人民性,尊重权威专家与发挥主体阶级的创造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能够互不排斥、各自的合理性和能动性都可以得到最大发挥实现的工业共同体——既吸收了工业革命和苏联工业化优点又实施政党对企业绝对化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至于在越来越政治化而偏离工业逻辑和和科技理性的中国模式中,如何克服传统的革命性优越和工人阶级全面参与生产与治理的民主化,同工业权威主义的技术专家化的矛盾,如何化解并有机融合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工业模式与中国工业模式的矛盾,草明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时代的思想认识局限而予以深刻揭示,只能想象化、情感化和大团圆化地予以化解。甚至,追求政治正确和服从配合的草明在小说中,开始表现和描写在大跃进与反跃进、依赖工人与迷信权威、强化技术理性与强调革命政治性等矛盾冲突中,部分高级干部和企业领导偏离党领导企业的迷失和错误,既与丢掉群众路线的“革命法宝”以及由此滋生的技术精英主义有关,也与政治上更宏大的问题——对“大跃进”和反右斗争的认识不足有关,甚至与政治上的“思想路线”错误具有精神同源性和同构性,已经具有了工业生产与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味道——即工业战线存在强化党对工业绝对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具有了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代,描写任何领域都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文学的基本模式。尽管如此,草明在《乘风破浪》中力图紧密配合时代政治、追求政治正确的上述倾向和主题,确实内含50年代中国工业化建设时期多种道路、选择和模式的矛盾,以及其他一系列内在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它们构成了小说结构和叙事装置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看似简洁明晰的描写和叙事背后,实质包含或隐含着更复杂的历史内容。

研讨中与会评论家认为,《野狐岭》是雪漠小说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调整,也是今年小说界的重要收获。一方面,这部作品延续了雪漠小说一贯的主题——西部文化,把消失的西部骆驼客的生活写得丰沛饱满、细致生动,另一方面,它又在小说的叙事形式上进行了创新,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和探索性,是作家日益复杂的世界观的一种表现,也是最能体现雪漠叙事才能的一部作品。评论家表示,《野狐岭》显示了雪漠的成熟气象,它既是西部写作,也是开放式的话题写作,具有“临界写作”的特点。这部作品让人们既看到了雪漠强大的写实能力、雄强阔大的大漠情绪、饱满有力的灵魂力量,又看到他创新的努力、强悍的才华、天然的呼风唤雨的能力,以及平衡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宗教与人性、惊险叙事和现代史讲述,和嫁接民俗与现代、先锋与通俗、历史与当下、南方与北方的整合能力。从阅读看,《野狐岭》的整个设计都是考虑读者的,颇具挑战性,有多种阅读的入口和途径,具有沉默的力量、叙事的魅力和人性的震撼力量。此外,这部作品也有影视化的价值和可能。

张:文学肩负着对社会和人性批判审视的作用。我所写的现实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比如《公民方闻山》等绝大部分都是对当下社会现象的剖析、鞭笞、揭露和批判。实际上我的中短篇小说当中,很多人和事都是我看到、听到,接触到的,我就想把他们挖出来,写这样的作品不是赶时髦,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让人们反思,让社会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和谐,更加善良,更加美好,当然,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次心灵洗涤和净化的过程。我认为,相对于长篇来说,中短篇小说更具有挑战性和力度,我喜欢这样的挑战与力量,因此,这样的小说我会坚持写下去,会写成一个系列。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1964年10月,在东北生活近20年、在鞍钢生活10年的草明回到北京中国作协,被安排到北京文联任专职作家。对工业和工厂情有独钟的草明次年又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体验生活并担任党委副书记。她像在鞍钢时期一样,积极辅导和支持工人写作,定期举办青年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这个在高中时期就参加左翼文艺活动的女作家,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经历了批斗、抄家、下放京郊农村等遭遇。1972年解除审查后,她依然积极参与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创作学习班的辅导工作。新时期到来后,她参加各种社会和文学活动,并在1980年起笔创作、1984年完成出版长篇小说《神州儿女》。这部以“文革”时期北京机床厂为背景的长篇工业小说,其描写的造反派和“四人帮”在企业的爪牙的“大恶”,就是对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国家工业化的全面破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技术工人和红专兼具的革命干部的迫害。而代表国家栋梁的好工人与好干部的“大善”,就是在“抗恶”斗争中矢志不忘恢复工业生产和科学管理、不忘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大业,并在“文革”结束后重建工业秩序和重绘工业现代化蓝图。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和“马钢宪法”代表的“修正主义”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成为“文革”中遭到破坏、“文革”结束后得到恢复的历史之善,而维护还是破坏这种制度,成为判别好坏善恶的分水岭。这种表达重建工业生产秩序和制度、重建工业现代性和权威性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对《原动力》和《火车头》表达的工业文明及其价值主题的呼唤与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对大跃进时期的《乘风破浪》表达的矛盾的自我校正和回应——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不能偏离工业现代性规定的理性、秩序和文明,任何废弃和偏离都是对工业化、对神州中国的最大破坏和颠覆,是与革命性对立的反革命的历史倒退,与现代性对立的封建主义阴魂的复辟。这部呼应了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的小说,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首印十几万册很快售罄。

佛教在线北京讯2014年10月19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东莞市文联共同主办,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樟木头镇“中国作家第一村”协办的“雪漠长篇小说《野狐岭》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东莞市作协主席詹谷丰,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柳冬妩出席会议并讲话。雷达、吴秉杰、胡平、胡殷红、吴义勤、贺绍俊、孟繁华、张颐武、陈福民、张柠、李朝全、岳雯等二十多位批评家与会,就《野狐岭》的艺术探索、西部写作等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主持。

丁:您写短篇似乎不多,2016年您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天长夜短》,八个短篇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小说里的人情冷暖写得精彩、逼真,人物独特而鲜活,如其中的《信人》,以巧妙的构思和灵动的笔致叙写孩童时代有过交往的一位“信人”,指向的却是对文化断裂的思考。我责编的您的《活佛》和《大庙》,年代背景设置亦是如此,能否从这两篇小说谈谈您创作这一系列作品的初衷和您对人性的思考?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草明在文学事业中的另一个不应该忘记的业绩,是她从东北解放区到全国解放后,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提倡和培养工人作家与工人写作。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很长的时期,由于政治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发展中工业化的重要性,重视和培养工人写作与工人作家和创作的出现,曾经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学现象。对工人写作及其成就的是非得失,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型工业化对传统工业的冲击及工人写作的消失,如何进行评价,是需要文学史家结合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实践,予以认真思考和总结的。但不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尊重历史原则,使我们对草明在长期的工厂生活和工作期间,为培养工人写作付出的心血,应该予以历史合理性评价和尊敬。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产业工人,拿起笔进行创作,这样的现象在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西方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创始者的苏联,比较稀缺和少见,应该是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的全部实践构成的中国道路和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研讨会结束时,雪漠对出席的专家学者们表示了感谢,并分享了自己创作长篇小说的“诀窍”——作家的人格修炼——及他创作的理由。雪漠表示,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向往与文学追求的落差中纠结、交织而成的,《野狐岭》也是这样的产物。雪漠坦言,自己的心中也出现过无数类似的理念搏杀,最后宁静下来,就想把那个世界表达出来,而这种表达需要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于是就出现了大家所说的形式创新。但这种创新更多的是一种灵魂的自由喷涌,而不是刻意为之的。

丁: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长篇小说写作时,期间会试着变换不同的写作内容,他认为散文或诗歌对小说的写作会有帮助,您在小说创作外,是否想过从事编剧写作或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草明为了写好工业题材小说,长期持久地在企业生活和挂职,对身体瘦小羸弱的草明来说,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对工业与工人的热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也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整风以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仅是领袖和组织的教诲,也成为文艺家们的普遍共识,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在生活实践中与人民真正打成一片,寻找写作的灵感和素材,曾经是作家们的自觉行为。但是主动把户口、家庭都放到基层长期生活和体验,时间长达10年以上,当代作家中似乎只有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写作的柳青,堪与草明媲美——他们深入和扎根基层生活、与人民打成一片,做得极其认真和彻底。“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事移变,到处有生活和作家就在生活之中,是当下作家与文艺理论的共识。尽管如此,草明和柳青在那个时代的选择和行为,依然是难能可贵的,令人感佩和尊重。

《野狐岭》是雪漠创作的第七部长篇小说,系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和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品。小说以解开驼队消失之谜为线索,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讲述了一个发生于百年前的西部骆驼客的探险故事。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在读者、文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丁:我知道您2017年出版长篇小说《苍茫大地》获得了江苏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弘扬雨花英烈精神、描写雨花英烈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近来您又完成了描写淮海战役的新长篇《鏖战》,似乎您的创作对历史题材尤为偏爱,是什么促使您以历史事件为基础创作小说?您曾说“文学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在写作中您是如何让自己的这一观点一步步得以实现的?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带着这样的“延安”文艺思想和意识,草明在抗战胜利后,与为了创建东北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两万多名干部一样,辗转来到了东北。在广州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之时,草明虽然看到了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工厂及其相应产业,但还没有见到过真正的重工业和现代大工业,来到东北后,在哈尔滨等地,草明与那时来自陕甘宁晋察冀和苏北山东的广大干部一样,惊异地见到了关内根据地所没有的现代工业。不过草明一开始并没有将城市和工业作为创作对象,她在中苏友好协会、东北行政委员会、哈尔滨邮局工作一段后,在干部学习会议上听到陈云同志讲述的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在东北工作的主要目的,一是将东北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物质资源基地,一是作为兵源基地,打造夺取全国政权的钢铁洪流。因此需要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解放农民,使他们在土地改革翻身解放后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参战。草明也打算如当时来到东北的周立波、马加等作家一样到农村去,无奈由于气候和饮食原因患病一场,未能如愿,病愈后再提出下乡参加土改工作时,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与之谈话,强调指出当前的主要工作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城市领导农村,东北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夺取东北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需要东北的重工业发挥作用,而当时遍布东北各地的工矿企业在日伪垮台、国民党政府退却后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需要恢复生产和扩大生产。林枫建议并安排草明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做文化教员和体验生活。在镜泊湖电厂,草明经历了修复机器设备、恢复生产、重新发电为城市乡村带来光明的整个过程,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原动力》。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最早出现的工业题材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以一个企业的工人的生产和劳动为内容的工业小说。虽然不乏粗糙和简单,但《原动力》却表现出在伪满解体、国民党接收大员欲图破坏企业设备时工人们的机智与天然的先进性:他们保护工厂设备,献纳自己保留的零部件,在新政权到来后以主人公意识和精神、以实力和技术为企业恢复生产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历史性地呈现出“工人阶级有力量”的主题倾向,一反现代文学在五四时期形成的视人民为需要改造的落后群体的启蒙价值取向,把草明在延安接受和形成的不乏民粹色彩的“人民伟大”的世界观与文艺观付诸文艺实践。

张:我的创作坚守一条规律与原则,长篇小说偏重选择重大历史题材,力求挖掘、还原、放大那个守土卫国的年代里壮怀激烈的感人故事,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与此不同的是,我的中短篇小说将关注的目光投放在当下社会普通人丰富而多元化的生活,以小人物呈现对人性的反思,折射时代与社会的变迁。

草明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并非声名显赫的大师级作家,但其一生的文学道路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其文学业绩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风景。

张:是的,我的父亲是河南省一所重点高中的校长,一干就是四十年。在他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一是尽职尽责的事业心,为了下一代的成长成才甘作“春蚕”,很多事情我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二是博大的胸怀,在物质资源匮乏的年代,容留一些特别困难的学生在我们家寄宿生活,不求任何的回报,这些学生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进了工厂,彻底改变了命运;三是以文学修身,喜好读书,爱好文学,以儒雅优良的品格修养,在家乡广受尊敬。可以说,父亲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在他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小就迷恋上了文学。我的母亲是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妇女干部,参加过淮海战役的支前运动,是我2018年出版的献礼淮海战役70周年的长篇小说《鏖战》中的原型人物之一,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信仰的力量和对事业的忠诚。出于对父母这一代人的无比敬重,出于新的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呼唤,我的文学创作欲望被激发,经过不断地积累沉淀,逐渐开启了文学之路,并将坚定地一直走下去。

第二,文学的表现对象是人民及其创造的生活,作家及其创作相比于人民大众创造性的、历史性的生活与实践,是第二位的,并不比创造历史与生活现实的人民及其先进分子高尚伟大,人民大众及其生活与实践是主体性的,而作家只是对前者进行艺术发现与表现并为之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即不仅人民大众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中的人民在革命夺权与建国大业中是高于作家的,作家的创作及其成就都来源于前者。这是草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聆听毛泽东、朱德和中组部部长陈云的讲话后深切感受到并在其一生中不断提到的思想认识和共鸣。

丁:最近您在读什么书或看了什么好的电影,能否分享一下?

草明的世界观、文学观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完成的。抗战爆发后,草明与欧阳山等一起参加了抗战初期的抗战文艺活动,1940年入党,1942年到达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次年她与欧阳山一起拜访了中共领袖毛泽东,这次会面对草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直到晚年,草明在很多文章中都回忆这次的会面与谈话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意义。在随后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中,草明积极参加,她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告的绪论部分,以及朱德、陈云同志关于世界观转变、关于作家与工农大众关系的讲话。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带来草明世界观与文学观的根本性转变,使草明彻底服膺毛泽东文艺思想,并形成了终其一生都始终坚持的文艺思想和认识:首先,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必须隶属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即必须是党的政治组织和文学组织的一员,作家的思想与创作都必须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集团和党派的目标一致,自觉地服从和配合这个最高目标和利益,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作家的身份和意识臣属于政治身份和政治意识。

我作品里的每一个人物,

丁:事实上,我对您的短篇小说《公民方闻山》一直印象深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书写的是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世情,这样的小说不仅好读,人物也鲜活,更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样的小说您是否也同样会写一个系列出来?有这样的计划吗?

草明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走上文学道路的,其时正是世界和中国弥漫着左翼思潮的“红色年代”,1931年,18岁的草明作为高中生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私奔》发表在学生杂志上,次年参加了左翼作家罗西组织的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并以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女工的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缫丝女工失身记》等作品,发表在罗西主编的广州左翼文艺刊物《广州文艺》上,以“草明”作为自己的笔名。的确,草明的文学道路和写作中始终贯彻、矢志不渝的红色基因,即由此而奠定,成为伴随她终生的政治与文学的色调。

也“活在”我的眼前

丁:据说您有两部长篇小说已被改编成电视剧,目前正在拍摄中,很是期待。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改编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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