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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十年里西藏文学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澳门新蒲京4242app下载,以前和你讨论过诗歌地域性的问题

发布时间:2020-01-07 13:16    浏览次数 :

我立足于西藏这片土地进行写作。从自然地理来讲,西藏是世界第三极,广袤的土地上有连绵的雪山、高耸的冰川、开阔的草滩、原始的林海,特殊的自然地理塑造了藏族先民勇敢、粗犷、质朴、坚韧、热情、智慧的生命品质。从文化传承上讲,西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独特,藏传佛教影响深远。藏族先民信奉万物有灵,对自然万物与万众生灵心怀敬畏和感恩。这些地缘文化不仅培养了藏民族的诗意人生和诗性情怀,也为藏族诗歌注入了特殊的气脉,造就出格萨尔史诗的豪情粗犷、米拉日巴道歌的澄明通透、仓央嘉措诗歌的深情委婉、萨迦格言的通俗睿智以及民间诗歌的热情奔放。

稿件来源:羊城晚报2015-10-11第B3版 | 作者:何晶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5-10-12 | 阅读次数:

今年迎来了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周年,这六十年里西藏文学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文学作品的主题也从为宗教服务,回归到表现现实世界,表达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上来,在不同的时代,涌现出来一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为繁荣和丰富我国文学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白玛娜珍表示,西藏本就处于一个诗歌的高地上,诞生过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此后西藏民间的诗歌、歌谣、格言也是浩若烟海,“但当前西藏的现代诗歌不如美术、摄影那么活跃,西藏文学在这方面一直是很冷清的。”

关键词: 格萨尔史诗 《天子•格萨尔》 口头文学与书面作品

地域文化是一个人最初的成长环境,对人的思想意识、性格气质的养成起着重要作用。在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在每个时代的西藏诗人的作品中,故土乡情以及根植于血肉中的地域文化传统始终是纵情歌咏的落笔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益西单增创作的长篇小说《迷茫的大地》《幸存的人》的问世,使西藏文学得到了全国的关注,益希丹增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获得了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奖。这一时期西藏文学的最大特色是民族作家走向文学创作的前台,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具有较大反响的作品,班觉的《绿松石》、扎西班典的《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好》、旺多的《斋苏府秘闻》、德吉措姆的《漫漫转经路》等,其中《绿松石》获西藏自治区优秀创作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奖,《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好》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他们的作品里呈现了旧西藏的黑暗,农奴的悲惨生活;解放后的藏族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韧性。这些作品紧贴西藏的现实生存背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摹了社会政治生活变化,在作品内蕴上显现了藏族文学独特的民族风貌。真正让藏族文学成为一个重要力量,被我国文坛所重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因扎西达娃、马原、色波、通嘎等人对文学叙事的不断探索与创新,使得藏族文学迈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沿阵地。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马原的《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喜马拉雅古歌》,色波的《竹笛·啜泣和梦》《圆形日子》等作品显现了极强的先锋勇气。洋滔、加央西热、闫振中、诺杰·洛桑嘉措等诗人,在诗歌领域内的“雪野诗派”创作独树一帜,引起了国内诗歌界的关注和认可。马丽华的大型纪实散文《走过西藏》《灵魂像风》《西行阿里》等也为西藏文化热推波助澜,对推动西藏文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时期的西藏文学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和青春活力。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推动西藏民间诗歌发展,由拉萨诗院主办的喜马拉雅诗歌奖也即将设立。

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成长,尽管我后来就读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都和文学有着很大的距离,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我对文学的热爱。写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愿意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跋涉。要感谢所有给予我鼓励的老师和朋友们,是他们的鼓励让我有了对写作的坚持。

  近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了2015年驻校诗人入校仪式。青年诗人冯娜作为该校的第十二位驻校诗人参加,她也是首位“85后”驻校诗人。  冯娜,云南丽江人,白族,毕业于中山大学,随后在该校任职。她著有诗集《云上的夜晚》、《寻鹤》、《彼有野鹿》、《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散文集《一个季节的西藏》等。她曾在《诗刊》、《天涯》、《新华文摘》、《诗选刊》等刊物发表作品并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各大选本。  冯娜近年来很受关注,曾获第二届奔腾诗人奖、“中国‘80后’诗歌十年成就奖”、十大新锐诗人等各类奖项。2013年,她参加了第二十九届青春诗会;2014年,获第十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15年,受台湾东华大学邀请参加“两岸青年诗歌座谈会”。  冯娜的本职工作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在成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后的一年,她将为首师大的同学开设诗歌方面的讲座和课程,与在校学生进行对话和交流,当然,也会顺势参加北京各种文学交流活动。“在这一年里,我大概会过着广州、北京‘两栖’的双城生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生于1985年的她,将接下来的挑战和体验,看作是而立之年收到的美妙礼物。  1 高中考语文 老师没给我的诗歌打分  羊城晚报:这些年你出版了不少作品,诗集、散文集都有,产量算是比较丰厚?  冯娜:说来惭愧,前几天还和一个小说家朋友聊到,其实我是一个挺散漫的写作者;比起很自律、勤奋的写作者来说,我十分汗颜,产量当然也谈不上丰厚。不过应该说,我保持了一种自己的写作节奏吧,其间自然也包含了不断的训练、调整、平衡,以及写作的自觉。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很具体琐碎的,写作很多时候就是在抵抗、消化、提炼和升华这些日常之物。   羊城晚报:广州的诗歌活动其实很活跃,但不常见到你,和你的性格应该有关系?  冯娜:本质上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但我也珍惜因为文学和诗歌而来的友谊。大多数时候在广东参加活动,也就是向朋友们致意、向他们辛勤从事的工作致意。但可能人在某些特定阶段会很难顾及许多事情,比如近几年我就不断忙于自己的许多事,难以分身,只好取舍。如果从遵从内心意愿的角度出发,我确实更愿意一个人安静待着、远游或者和三五知己说说话。   羊城晚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还记得第一首发表的诗歌吗?  冯娜:这要追溯到我的中学时期。高中的语文考试我还写过诗歌,还记得当时老师没给我打分。我很感谢这位老师的宽容,他只是告诉我高考时候写诗很容易被判为离题或低分。  第一首发表的诗歌已经记不得了,应该是在大学时候吧。2004年左右我在《珠海特区报》做大学生记者,那儿有个老师叫王立夏,本来她约我写的是影评或书评,但她发表过我的诗歌,当时的鼓励让我记忆至今。  2 云南是馈赠 但写作不为证明“地域”  羊城晚报:都说云南出诗人,你觉得云南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冯娜:云南有非常深厚的诗歌传统。不仅是诗人,对每个人而言,云南这片土地都是上天赐予的一份伟大馈赠。之前接受采访时我也多次谈到,云南给予我永远的高原天性,它让我有一个地理意义甚至精神上的故乡,赋予了我太多的梦、景象、镜像、想象和言辞。  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我的童年时代就是云南给予我的伟大馈赠。   羊城晚报:以前和你讨论过诗歌地域性的问题,我记得你说,一谈到地域性感觉就狭隘了。你怎么看诗歌与地域的关系?  冯娜:我觉得很多人在谈论“地域性”的时候,首先是一种类似“身份界定”的标签,我对任何“打标签”的行为都持审慎的怀疑态度。一个诗人总是围绕某一地域写作就是有所谓的“地域性”特征吗?这未免太草率和狭隘。就我所理解的大作家们,比如福克纳、鲁尔福、博尔赫斯,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写作原乡,那又怎么去定义他们的“地域性”呢?优秀的诗人肯定是超越了“地域性”、“某某文学”这些概念化的东西在写作的。当然,在文学批评上,概念和标签是有利于梳理的一种理论方法。  羊城晚报:所以我总感觉,你想表达的其实是超越地域的某些共通的情感,这样理解对吗?  冯娜:我的诗歌经常被冠以“地域性”、“民族性”等评论,这些东西确实存在于我的诗歌当中,这是自然而然、非刻意的,但这不代表我基于它们本身在写作,只不过它们肯定是我精神源头的一些部分。我想表达的共通情感、生命体验,有时可能确实借助了地域、民族的方式,但那是因为情动于衷,必须用这些方式来体现,而不是相反。  3 抒情到及物 最大改变在克制  羊城晚报:看你平常发的朋友圈,很多有关植物、山水,这些喜好似乎也直接影响了你的写作?  冯娜:我觉得自然万物包含了太多的灵性、情感、秘密、秩序、教诲。我在写诗的同时也写散文随笔,偶尔也写小说。前几年我写过关于西藏的一本书《一个季节的西藏》,至今还在报纸开设着一个写植物的专栏。说实话,大自然间的事物流转、变幻、守候,让我着迷,也会让我获得一份沉静的心境。  我喜欢和山川、动植物待在一起,安于它们的沉默和不回应。我们很多人,包括写作者,往往失去的是一份无言的自信。现在,可能我也到了见到很多东西会想一想“说什么、怎么说、到底需不需要说”的时候了。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想到写《一个季节的西藏》?  冯娜:它是我一次藏地深度游的札记。这次西藏之旅勾起了我很多小时候在云南藏区生活的记忆,同时我对藏族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在旅行结束后把自己关在家里慢慢消化并写了这本书。  羊城晚报:我记得前阵子你在网上贴了一首旧作《洱海》,而且自觉以前的诗还是挺抒情的。换言之,你感觉自己的写作在风格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冯娜:也许最大的改变就是克制了很多不必要的抒情,更加及物。这跟我的生活是一体的,也就是克制和处理了很多青春期情绪化的东西。抒情本身没有问题,但如何有效抒情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羊城晚报:有对你影响深刻的诗人吗?从审美趣味上来说,你喜欢什么样的诗?  冯娜:我的阅读很杂,所以要说有影响的诗人会是一个很长的名单。我脑海里此刻想到的是李白、苏轼、里尔克、博尔赫斯、辛波斯卡、阿赫玛托娃……从审美趣味上,我肯定是喜欢那些纯度和饱和度都很高的诗,无论是感情还是智性或者是人性的幽深和光辉。  羊城晚报:真正写诗的人似乎并不怎么担心诗歌的命运,写诗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总有人说属于诗歌的年代早已经过去了,诗歌的发展不可能有新的高峰。你怎么看?  冯娜:主要是担心也没用。诗歌也好,诗人也罢,都有其各自的命运。“诗歌的年代”,如果是说现代诗的话,大约是指那个狂热的上世纪八零年代?我觉得那也是非正常、非理性的诗歌年代,诗歌充当了类似今天足球运动这样的作用。  诗歌发展的高峰现在还无法评价,有待更多诗人的努力、更多诗歌的积累,时间的检验以及后世的诗歌诉求和眼光。说起这个,我觉得时间才是真正的宽忍和残酷,其他都没有用。可能也只有诗歌才能“通过寂静战胜时间。”  4 不关注读者 重视自我建设  羊城晚报:你关心自己写的诗有没有读者吗?介意别人对你诗歌的评价吗?  冯娜:以前会,现在不太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关注点改变了,我更加投入地关注自己到底能写到什么程度,大量的精力投入在自我建设上,已经无暇关注其他。  羊城晚报:你看不看同龄人的诗集?会互相讨论吗?  冯娜:看。虽然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有一些相互砥砺的诗歌同道是幸事。偶尔交流,不算频繁,这跟我个人的时间和性格有关。不过我还会更多地与小说家和不专业写作的资深阅读人士们交流。   羊城晚报:能谈谈你在写作上的抱负吗?你认为如何才能称得上是一名优秀的诗人?  冯娜:我觉得一个写作者的抱负应该深埋于他的心中和作品当中。优秀的诗人都站在他们的作品背后,让人能感受到他们作为一名诗人的荣耀和光芒,有温度、有心跳、有深刻的知悉和智慧、有来路和去向,他们的存在对其他诗人来说更多的是感到力量。   羊城晚报:最近你为什么会想到做一个“艺术沙龙”?  冯娜:“冯娜艺术沙龙”是“冯娜工作室”的一个主要项目,这个工作室是由我发起创立,几个朋友一起合作的。目前的定位是文化传播与艺术推广机构,旨在关注成人的自我教育和社会理想,其实也就是在摸索现代人们对文化的心理需求和期待。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很多与社会公益组织的合作,也会做一些文化创意方面的事情。  从事这份业余工作,说实话我经过了很多心理建设,但也使一个诗人更加接地气了,获得了另一重看待世界的眼光。我也是一个比较贪玩的人,觉得人生苦短,还是应该尽可能多地跟有趣的人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儿。  原文链接:

新世纪以来的西藏文学,经过多民族作家共同努力,铸就了新的辉煌,显现出更为多元化的面貌。

这是《西藏诗歌》第一期收录的康巴诗人秋加才仁的一首诗。

近些年,藏族作家文学创作,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刻意追求对本民族民间文化元素的追溯与关注,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实际上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体现出民族民间文化精神与现代审美理性的错综与交相呼应,以及与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一脉相承。民间叙事与作家文本互文、杂糅、叠合所产生的传承与创新效应,已成为藏族当代作家文学一个巨大的再生资源。当民间传说介入作家创作,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开始互动转换、熔铸交汇。对于口传文学格萨尔史诗而言,现代诗歌文本的介入,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史诗表现方式,而是推进了史诗文学形态的发展,这种改变本身也能构成一种文化形态。中国史诗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在2017年“中国国际史诗学讲习班”上发表了题为“朝向全观的口头诗学:‘文本对象化’解读与多面相类比”的演讲,指出,回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口头传统研究,学者们相继从创编、演述、接受、流布等维度对口头文本加以界定、再界定,形成了诸多理论见解。在信息和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国多民族、多语言、多型类、多面相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在口头演述与行为叙事之间开启了一个亟待深拓的学术空间。由此认为,我们或许可以从“文本对象化”进一步走向“全观的口头诗学”。[5]古老的史诗本身早已经溢出文学自身,在走向比自身更加丰富的多面相。如果我们思考史诗多面相彼此间存在的互文、叠加、杂糅等各种问题,思考史诗在现代社会语境中传承形式的多样性、多面相及其生活实践话语中产生的影响力,应该是有重大意义的。现代诗歌对于传统史诗的表达力和表现力或许极其有限,可能也会存在所谓青铜阐释白银、白银阐释黄金的忧虑,但如果我们不能在传统给定的可能性中寻求有限的变化,就不能真正突破旧有的藩篱,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做创新的尝试或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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